张居正：体制决定命运
贪腐问题人神共愤，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贪腐问题，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主要社会问题。这其实是威权体制的必然结果，存在历史必然性。只要这种社会制度存在，贪腐问题永远存在。
当然，难免有个别历史时期或者个别清流官吏没有贪腐现象，总体上，历史上权相、重臣之间的差距是他们贪污多少的问题，结局却都一样。
张居正是在死后遭到清算的，虽然没有严嵩、刘瑾、魏忠贤贪污的多，依然没有逃过这一劫。
01 张居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荆州）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其人少聪慧，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6岁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时年仅23岁。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高拱并为宰辅。
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成为首辅。
当时万历皇帝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观；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等攻讦，家产抄没充公；至天启时又恢复了名誉。
张居正要才有才，要奸有奸，所谓权相，虽非奸臣，但其揽权专断则与权奸无异。
02 在专制体制下，绝对不能硬刚。
张居正刚出道的时候，正是严嵩弄权的时期。
大明已经出现颓势，内忧外患，年轻的张居正上《论时政疏》提出对时局提出看法，并直言不讳地列举朝政存在的五大弊病，系统阐述了改革政治的主张。
嘉靖皇帝和严嵩并未搭理这个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年轻人。
有想法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能落实自己想法的人很少。
一是你看到的问题，别人未必没看到，你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别人也早就想到了，只是换了你当家，你才会知道问题并非你看到的那么简单。
二是提出问题的你其实还没有决策权和话语权，这也是体制的问题。
1553年正月，有一个叫杨继盛的向嘉靖揭发严嵩“十罪、五奸”，并请求皇上对严嵩“重则置以专权重罪，以正国法；轻则谕以致仕归家，以全国体”。虽然杨继盛揭发内容属实，但是还是被严嵩构陷杀害。
这种“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现象让张居正对大明王朝彻底失去了信心。他说：“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
面对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局面，连徐阶都明哲保身，张居正也只能韬光养晦。
03 体制决定命运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所有人都只是皇帝的家臣，权力是皇帝授予的，也随时可以剥夺，可以让人登上权力顶峰，也随时可以将其打入地狱。
1572 年，隆庆皇帝病故，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万历皇帝。
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联合宦官冯保、李太后排挤走高拱，他得以升为内阁首辅，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十年。
当时国力匮乏、盗贼横行，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
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很倚重张居正的治国才能，将教育和辅佐小皇帝的重任托付给他。皇朝需要这样的能人提振朝纲，收拾嘉靖、隆庆留下的烂摊子。张居正也的确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主政期间“十年内，海宇肃清，四夷警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一举让万历初年成为明朝中后期国力最强盛的时期。
在集权体制下，谁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会产生那种无所不能的错觉，从而无所不为，种下祸根。张居正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他在给老友的信中写到“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担心自己会不免霍光、宇文护的悲惨下场。
在集权体制下，如果不能掌握不受约束的权力，就无法落实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向上威胁皇权，向下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这时候张居正这个天下的功臣就变成了普天下的敌人。所以张居正逝世后第四天，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
万历下令查抄其家，并尽削其宫秩，迫回生前所赐封号，以其“钳制言官，蔽塞圣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罪状昭示天下。其家属或饿死或自杀或流放或逃亡，这就是所谓一代能相之家的可悲的下场。
04 结束语
集权体制必然走不出因权力而腐败甚至相互绞杀死磕的怪圈，因此中国古代的历史总是重复。
张居正还算是个能人，中国不是没有能人，而是体制不能容纳能人。在集权而没有民主监督的环境里，能人只能变成奸雄。
张居正绝对不是品德高尚的人，因为品德高尚的人早就被排除在体制之外，连建功立业的机会都不会有。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已经是3202年了，大清早亡了，我们沐浴在共和国煦暖的阳光下面，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大部分民营企业的治理模式还残存着集权官僚体制的遗毒，这也是中国很难出现百年老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