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经典《礼记·玉藻》里，曾经出现过“居士锦带”这样一句话。这是“居士”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文化视野里。儒家对“居士”解释是有德才而不愿意出仕，选择隐居的人。但在《礼记》诞生的年代，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留下姓名的居士。传说中春秋时期的范蠡，在辅佐吴王夫差办完复仇的事之后，隐逸江湖、高居山野，算是一个儒家意义的“居士”。晋代是儒家意义的“居士”最多的时代，例如陶渊明、竹林七贤等等，但这些人似乎从来没有以“居士”自居或者自称。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居士”最初不是由他人赠予或者授封，而是一种自称。
这个时候的居士是一种标签，意味着特别的才干、品格和行为方式，这个称号只能由他人赠送或者授予，否则就有自我标榜的嫌疑。真正让这个称谓在文化领域热火起来，是佛教传入中国、道教正式建立之后的事。因为这个时候的“居士”是兼具宗教意义的。道教将在家修行，并且持戒的教徒称呼为“居士”。
佛教起初将一切不信奉佛教的人都尊称为居士。因为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倡导的是小乘的自我解脱，鼓励出家修行。信仰佛教就必须出家为僧，这就与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孝道”产生了激烈冲突。孝道文化讲求孝养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讲求生儿育女，保持祭祀不绝、香火不断；讲求入世，以积极的行为践行“修齐治平”的理想人生模式。而佛教则要求抛弃一切尘世的牵绊、束缚，乃至对肉身的执迷，这种文化冲突势必极不利于佛教的传播。于是，佛教也参考道教的做法，折中了一下，产生了“居士”这样一种特殊的信仰方式：即信仰佛教，又不用出家，还可以继续履行自己的各种家庭和社会责任。
到了唐朝的时候，是居士“破土而出”的时代，知名的有，李白是“青莲居士”、白居易是“香山居士”、司空图是“耐辱居士”等等。这其中李白是个道教徒，他这个居士很有可能是受戒皈依以后由师父授封的，其余如白居易、司空图等则没有发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其宗教倾向。也就是说，从唐以后涌现出的大量“居士”是没有宗教色彩的，这个称号是当事人给自己命名的。这个时候的人们开始敢自称“居士”，首先是因为宗教提供了一个遮羞布，亮出“居士”这个称号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宗教选择而非对德才的自我标榜。在避免了尴尬的同时，这些人又用这个特别的称号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或者人生追求，至少是一种时髦。
宋代延续唐代的文化繁盛，也诞生了很多居士，其中苏轼就是一位。苏轼这个居士可以说是诸多居士中最奇特的一个。奇特在什么地方呢？苏轼的“东坡居士”绝非单纯的儒家意义上的“居士”，是有着明显宗教倾向的。但说他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名，则又不是按照佛教的皈依仪轨，由某个授戒师父给他赐的。“东坡”二字则是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苏轼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因为生活难以为继，夫妻二人只能耕种土地以补贴家用。耕种的那块土地恰好在一个地名叫“东坡”的地方。
从名号的来源看，苏轼的“东坡居士”似乎与佛教没有关系，之所以又说这个称号有明显的宗教倾向，是因为苏东坡不但信仰佛教，而且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痴迷佛教的禅修。痴迷修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东坡居士”认为自己修行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果，并作了一首诗，来印证自己的体悟：“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道家和佛教的修炼之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喜欢用作诗来描述自己的感悟和心得，这种诗被称作“悟道诗”或者偈语，这是一种惯例。
但毕竟苏轼只是一个大文豪，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得道高僧。修行讲求的是炼心并且力行，更强调实践和实证，学问的精通和文辞的精彩与证悟完全是两码事。尽管苏轼的“悟道诗”写得相当精彩，大气鼓荡、气象不凡，但终究是文辞之利。因为苏轼的好友、金山寺禅师佛印，只在诗稿上面批了“放屁”两个字，就惹得“八风吹不动”的苏轼肝火大盛，乘舟过江问罪。“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后来被禅宗当作一个笑话式的公案。但这宗公案也证实，苏轼就是一个浑身充满着烟火、世俗气息的人，一个真实的凡夫俗子，佛教“四禅八定”的境界，远非起一个佛教色彩的名号，读几本佛经，作几首禅诗可以企及的。
而苏轼似乎又是最接近佛经“居士”这个标准的。在佛教的著名经典《维摩诘经》里，经文的主角维摩诘就是一个居士。梵文原意，“居士”是长者、长老的意思，指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维摩诘就是一个长者，而且也是一个修行相当高深的人。维摩诘有房屋地产、家境富奢，也有妻儿老小、奴仆婢女，但他为什么会被佛教如此尊崇呢？这样的疑问也发生在前往探望维摩诘的诸多菩萨那里。维摩诘回答的大意是：“房舍财产、妻儿老小、奴仆婢女我都拥有，但是我不执着、痴迷这一切，不但不为之束缚，相反这些都是智慧和慈悲，我借助这些修行着菩萨的六种法门”。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以出世心，做入世的事业”修行。因为维摩诘是居家而获得很大修行成就的，所以才会被佛教誉为“第一居士”。
尽管悟禅不怎么样，佛印“一屁”就破解了很久积累的修行，但若从《维摩诘经》里阐释的“居士”的真正含义来说，苏轼又是一个真正的居士。苏轼是一个自幼受到严格而规范的儒家思想浸润的人，儒家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是深入到他的骨子和灵魂里的。即使他后来也曾经深入学习佛教的思想，但这种骨子里的使命感他是始终无法“放下”的。他身处富贵场里，却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禄位苟且，不为财帛钻营，“有啥说啥”、洒脱无二，只为真实发声、为苍生呼喊，所以他官场屡屡受挫；尽管自己一家衣食不周，但他却勉力奔波，筹办社会性慈善机构，收养孤儿、救助女婴。尽管他官运不济，没有获得更大范围和成果的“达则兼济天下”，但他在“穷则独善其身”的时候，将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放在对美的极致追求里，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美食……
佛经上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奔波在利禄场里，却超然脱俗，生于淤泥而不染，终其一生追求真理、感悟智慧、坚持慈悲，从这个角度讲，苏东坡一生奉行的就是佛教所推崇的菩萨道——“入俗而脱俗，入世而救世”。佛教“居士”的真正意义也就在这里，并不是授戒、赐名那么简单。是真名士自风流，一屁过江又如何？所以，苏东坡是真正的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