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1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举办了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为主题的学术沙龙。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的教师与来自上海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执行院长刘靖北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变局”究竟是什么、怎么变的、又将变到哪里去等问题，都需要用唯物史观的视野分析。针对帝国主义矛盾、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诞生、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瓦解，以及当前西强东弱、东升西降的态势，认识这些现象之“变”的推动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对于2035、2050年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者与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深入研究阐释。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以下四个方面话题展开讨论。
一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出PPE学科的研究框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沈斐教授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来就是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三者合一，其中资本内在否定性的逻辑展开是贯穿三者的一条主线。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条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道路展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复旦大学马拥军教授运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人类社会”二形态理论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社会形态属性。《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社姚涵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语体系去关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
二是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团结大多数、搞好大团结”原则，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马拥军教授指出，“社会”这个词，本意就是联合，但是联合有两种，一种是原子式个人通过分工和需要、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和人与人对立基础上的强制联合，即市民社会；另一种是自由人的联合，即未来的人类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在此之前则表现为能够包容对立的集体本位的联合。人类正面临着共同的全球性问题，是同归于尽，还是联合起来共创一种新的文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联合也要讲策略。上海社科院曹泳鑫研究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解放自己；在当前敌强我弱、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统一战线是必要策略。
三是针对当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遏制和打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的“次级原则”。华东政法大学管建强教授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正义，有必要在国际法（尤其是强行法）之下，建立二类的标准原则，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规范。因为如果仅仅是价值观层面的规范，不具有拘束力。上海财经大学丁晓钦教授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两个案例出发，列举了中非、中美经贸活动中出现的“次国家政府外交”现象，提出当前有策略地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可能性空间。
四是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判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上海海事大学董金明教授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角度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应然”和“实然”的法哲学思考。上海大学高立伟教授从国际力量对比、社交媒体化所带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变化出发，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华东理工大学邱卫东副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然状态的内在限度，提出中国将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高公共产品的全球供给能力，循序渐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思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李德副教授则立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出发点，提出当前国内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