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命于危难，虽竭尽全力，却无法扭转乾坤；他，第一个于云南成立招商总局，组织公司，召集商股，创办了云南第一个股份制企业，在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激起了一杂美丽的浪花。
——作者题记
唐炯肖像
在会泽乃至云南历史上，矿务大臣唐炯是一位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历史人物。
唐炯，贵州贵阳人，于道光九年（1829年）己丑岁3月21日子时出生于湖北省天门县之岳家口，出生之时，时父唐树义正在天门任知县，故其表字鄂生。唐炯五岁丧母，七岁开蒙读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举，咸丰六年（1859年）发四川试用，八年赴成都任同考官，九年（1859年）署四川南溪县知县，十一年（1861年）任四川绵州知州，其后，曾任四川夔州府知府，绥定府知府。同治七年（1868年），奉命统师援黔，因建有军功，蒙恩赏按察使衔，二品顶戴，法光精阿巴图鲁勇号。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任四川盐务总办，署川东道，建昌道。光绪八年（1882年），授云南布政使，光绪九年，补授云南巡抚。既莅事，裁夫马，治厂务，并厘卡，清田粮。光绪十年（1884年），因大清藩署越南之北宁，山西被法国人攻占，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均被革职问罪。光绪十二年（1886年）冬出狱，当时，朝廷出于唐炯熟悉矿务，云南矿业停止不前，于是赏巡抚衔，命其督办云南矿务。唐炯上任后，偕日本矿师躬履昭通、东川、威宁铜铅各厂，疏陈变通章程，又历请减免贵州铅课，豁免云南矿厂官欠民欠，惟经营十五年，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奏请辞办云南矿务大臣回籍。三十四年，皇上加恩，赏给太子少保衔，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29日病逝于家，享年八十一岁，宣统皇帝为他写了祭文。
唐炯与东川府乃至云南的关系，是清光绪年间担任云南矿务大臣那十多年，也就是朝廷任命他管理铜务的那些岁月。我们说，铜作为一种金属物质，以其特有的坚固性和良好的延展性，曾对促进人类早期的文明作出了难予估量的贡献。到了清代，铜因用于大量制造钱币，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圣祖康熙曾说：“钱法流行莫如我朝，南至云南、贵州，北至蒙古，皆用制钱，从古所未有也。”支撑康熙王朝这一盛世的背后，正是清代自秦汉以来蓬勃的铜业开发，于是在清代诸多大政中，首次出现了所谓的“铜政”。“铜政”是指“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戴建兵、许可“清代铜政略述”）具体地讲，它包括了铜的储藏、开采、冶炼、鼓铸、运输以及这一系列人员的管理、制度的建立，章程的实施。仅铜矿的开采，整个有清一代，就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听民开采、输税于官：顺治初，清廷定鼎北京，因社会的需求，开始大量铸造钱币，但铸钱的铜材来源，主要是利用明末矿业滥采获得的铜材及直隶各省所存的铜炮、废铜器皿等，此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清廷是禁止铜的开采的。康熙十四的，“定开铜铅之例”，准许开采。康熙十八年，户部奉旨制定钱法，规定“凡一切有铜及白、黑铜所处，有民具呈愿采，该地方督抚即选委能员，监管采取。”到了康熙末年，整个社会趋于安定，“听民开采，官收其税”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和实施，这一政策，也为随之而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放本收铜：康熙四十四年（1701年）清朝政府在已无法从日本进口铜的情况下，提出了“放本收铜”的政策，即“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于是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滇铜开采由此获得合法地位。这一政策的出台，极大地刺激了铜矿业的发展，据《清史稿》载，仅云南的矿场的人数，“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余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当时的云南，铜厂最多时达46处。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考证，云南铜矿年产最高可达1300万斤，通常保持了在1000万斤上下，保持了近60年的时间。为康乾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官督商办：应该说，清代雍乾时期铜业的辉煌是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的，云南的铜业，经历了雍乾极盛阶段以后，从嘉庆开始已明显转入衰败的下行期，早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云南布政使王太岳上疏称：“近年矿砂渐薄，窝路日远，近厂柴薪殆尽，炭价倍增，聚集人多，油米自贵。”到嘉庆中叶，“请减京铜二百万斤始能措办”，嘉庆二十二年，此时滇铜的开采较之极盛时期已下降400万斤，不得不由邻省加以弥补，这种由盛转衰的现象，应是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矿业生产客观规律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唐炯的书法
东川铜矿业，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咸丰三年（1853年）爆发了云南回民起义以及汤丹厂马二花的起义，矿山受到了严重破坏，云南的铜矿业已是一蹶不振。同治十三年（1871年），朝廷为了使中断二十年的铜矿业得以恢复，采取了继听民开采、放本收铜后又一新的有关铜政的政策——官督商办，下旨委派富商牟正昌、张新已等赴东设局，采办京铜，办出铜斤后，通商抽课。这一规定：即将原归道府的管理权变为督办权，“铜本”的来源由政府变为绅商，这一做法实际已具有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雏形，成为了云南最早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代表。
组织公司，设立矿务局，招集商股：当历史的书页翻到清末光绪年间时，京运的颓势已经是势不可挡，光绪十三年（1887年），朝廷下旨前任云南巡抚唐炯“赏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此时的唐炯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但受命于危难，不得不顷心办理此事。当时，在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唐炯到任后，设立公司，招集商股，对云南原有的矿业进行改革，他主张在原有官督商办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改进经营形式，给股东以更多的管理权，使云南矿业，由传统的督抚负责，走向了更加集中，专门化的管理模式。唐炯遂于到任后的光绪十三年八月成立矿务招商公司，称“云南矿务公司”，并于会泽县城原参将衙门设铜务总局，矿务局文案于藩撰写的两付楹联大抵可以说明公司的性质。
其一为：
一山宝气钟千古。
四野炉烟绕万年。
其二为：
公以待人，谁谓诚意感通，不能化荒为矿。
司综其正，好将私衷涤荡，咸期聚宝成山。
王炽肖像
矿务局下设公司，并委派当时云南同庆丰老板王炽为总办，负责筹集资金。并制定了股东按出股之多寡，管理厂务之轻重进行分成，规定股本每年六厘行息，凡三年结算一次，再分红利。这些做法，都十分具有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
唐炯委派的同庆丰王炽，字兴斋，云南弥勒县虹溪人，年轻时因斗殴杀死表兄逃至四川重庆，后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王炽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数年之后，成为滇中富商。当时，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王炽排在了第四位，是榜上唯一有名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民间老白姓因他极端的富有，称其为“钱王”。
唐炯一到云南担任矿务大臣，就委派王炽为总办，这其中，还须从他们第一次交往说起，光绪六年（1880年），唐炯奉命督办四川省盐务而被朝廷任命为盐茶道员，上任后，为了改善川盐的生产设备，急需白银十万两，当时，朝廷所设的布政司库无银可拨，唐炯只好向商界筹集，富商们不愿担此风险，不敢借资，此时衙中道署委员因是云南人，与王炽交厚，于是自告奋勇，去找王炽。王炽此人十分精明，权衡利弊后，便概然答应，表示在七八天内，即可凑足十万巨款，奉交盐茶道唐炯使用。对于王炽之举，唐炯除惊愕不已外，也带有几分怀疑。王炽除组织人员清点天顺祥号内存余外，不敷之数，密向富邦筹措，因王炽素以信誉为本，很快就凑足了十万银元。
王炽是一位十分精明的商人，他借钱给唐炯，有其自身的打算，为送银款，他作了充分准备，首先他吩咐首下做好纸糊灯笼一百照，每照皆书“天顺祥”字样。当晚，找挑夫一百名，每挑装银一千两，并挂灯笼一照。夜幕降临之时，山城气候宜人，王炽带领送银队伍，前呼后拥，鞭炮声、唢呐声、欢呼声，响彻山城，所到之处，观望者擦肩接踵，熙熙攘攘，几乎全城轰动。通过此举，王炽身价百倍，声名日增。王炽因盐茶道唐炯作为后台，加之送银给人留下的信誉，有存银放银者，多到“天顺祥”，因而王炽的生意得心应手，一帆风顺，通过此举，为“天顺祥”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炯任命王炽为总办，所办“云南矿务公司”与王炽的大商号“天顺祥”为依托，因当时天顺祥为云南省最大商号，加之王炽的影响分别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处招集商股，“广招各省殷实商民，按股出资，与官本相辅而成。”但是筹集商股也并非易事，处于晚清社会那样动荡岁月，唐炯颇费心机成立的招商矿务公司，收效甚微，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光绪九年成立矿务招商局，共筹得商股“仅七万两”，加上“承领帑本”，即官府投资的“十一万两”，仅有资金不足20万两。这与乾隆年间，朝廷拨给云南开矿的百万两投资，两相对比，已是小巫见大巫了，资金短缺，致使这位矿务大臣举步维艰了。
纵观清政府有关铜的开采的铜政，从听民开采到放本收铜，再到官督商办一直到后来的开设矿务总局，组织公司，招集商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开采的“铜本”，听民开采，当然是由老白姓自行出资，但这种出资是十分原始的。到放本收铜时，开采的“铜本”由政府发放，其数额应是相当大的，这无疑刺激了铜矿的开采，这一政策，创造了东川府乾嘉盛世的辉煌，但也出现了因开采不利还不了官府铜本而大量欠债的情况。到官督商办，一改政府出资的状况，由商家自行出资，当时委派的牟正昌及张新己，都是腰缠万贯的富商，但处于晚清的东川铜矿业，已是洞老山空，加之社会的动荡，故收效甚微。光绪十三年，唐炯受命于危难，出任东川府矿务大臣一职，唐炯到任后，彷效晚清洋务运动李鸿章的做法，设立矿务总局，组成招商矿务公司，招集商股，拉开了东川实行股份制并向全国招商的序幕。我们说，中国最早的招商局，始于同治十一年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该局为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创办，它奉行的是“所有盈亏，全归商议，与官无涉”，是自强运动中开办的第一家民办企业，其官督商办性质，已打破了晚清洋务运动企业纯官办的格局，率先实行股份制，为后世称道。该局成立后，成绩辉煌，1876年3月，破天荒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1887年，在上海试办中国近代第一次保税仓栈，1898年，投资创建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同年投资创办南洋中学。轮船招商局实为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企业之一，成为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民族企业百年历程的缩影”。事隔15年后，唐炯彷效“轮船招商局”成立的“东川矿务总局”，若进行分析，它也有以下几方面时代的特点：首先官督商办，打破了清政府一度时间纯官办的性质；第二，矿务总局下设公司并委托红顶商人王炽为总办，于全国各地召集商股，已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基本特征，它和原始的合伙经营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三，在集资方式上，摒弃了同治十年由一两位商家出资的状况，采用入股形式，即把资本分为若干股份，面向社会筹集；在经营管理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股东选出经营管理的机构——董事会；在赢利分配方面，按股付息分红。应该说，唐炯所创办的矿务招商总局，紧跟时代发展的脉博，它是东川矿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会泽提前进入近代化工业的表现，但处于晚清那样的政治及经济环境，大厦将倾，谁都无法力挽狂澜。也只能以失败宣告它的破产，但在东川的铜矿史上，在社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另外，唐炯上任后，“延聘日人多名为工程师，购置机器，筹划自投炼炉。”正如他上奏时所说：“上年臣赴昭通、东川，相度开办厂务适东洋矿师亦到，逐同周历万山，勘得永善属之卿父青山，鲁甸属之香杉箐，巧家属之白锡腊，铜脉丰富。威宁属之榨子，铅脉盛大。”在开采技术上，唐炯主张先用“中法”，“中法”不能奏效，再参用“西法”。唐炯延聘东洋技师一事，光绪十五年（1889年）《德宗实录》已有记载：“四月辛巳，巡抚御督云南矿务唐炯奏：滇矿开采，渐著成效、巧家白锡蜡山产铜尤富……昭通府属之大关等处，铜苗甚旺。请推广采办，并续延日本矿师，购买机器，下部知之。”另外，在唐炯的家书也有所旁及：
松儿知悉：得汝新正六日书知汝等平安，甚慰。我于十五日到蚂蝗沟，十六日相应狮子山，绵亘三四十里，处处产矿，山背尽是老林，炭薪易购，现定于狮子山设大厂、沙河设子厂。余听本地穷民开采公司收矿，照矿给价。穷民得现钱周转，可以尽力开采，铜自多矣。此行世卿甚得力，东洋矿师眼力甚强，考验甚精细，确实惟外洋作一事，必求百年之利，不急急目前，即折本亦不计，中国无此坚忍之心，而事务亦有不能，缘外洋国家与商民一气，中国则隔绝而又有许多文法牵制也。我今办法，不能仿照外洋，亦不肯苟且。目前，但尽吾心力所能耳。此间山荒人少，非赶场不得肉食，喜菜蔬颇有，天气晴暖，似二三月时，桃李花盛开。每月上，散步田间，与野老牧竖笑言。辄动乡思。何日得卸肩归去耶。无事聊书，成山老人书于蚂蝗沟茅舍，新正十八日。
此信是唐炯于任内在汤丹一带带着日本技师藤野，山田考察矿山写给儿子唐松的家书，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大臣办矿的心境，以及对日本技师工作态度的赞叹，是我们研究唐炯作为矿务大臣办矿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李鸿章像
唐炯作为云南矿务大臣，是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始，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免去这一职务止，共十九年的时间，其间办运京铜只有十四年左右的时间，作为一位步入老年的人来说，组织公司，招集商股，随同日本技师，步履东川各大矿山，真可谓紧跟时代潮流竭尽全力。但正如《红楼梦》王熙凤的判词所写的那样，“凡鸟偏从末世来”，处于十九世纪初叶的大清王朝，已失去往日的辉煌，正如一艘将要沉没的大船，千疮百孔，大厦将倾，生于末世的英雄，已是无法扭转乾坤了。
首先，人世间的事物，有盛则有衰，这是千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东川铜矿，经历了乾嘉年间极盛时期后，已是“洞老山空”，“山泽之利，有旺则有衰，有厂旺铜多之时，也有硐老山空之时。”正如丁文江所述：“自咸丰中叶……兵祸蔓延，及于全省，滇省铜厂，均皆停歇……户门零落，存者不足十分之一，贪团流离，救死不赡，旧有矿洞，倾覆淹没，存者无几。”唐炯时任矿务大臣时，正是在这样一派残破萧条的背景之下，要在短期内见成效，已十分不易。可以说，这种情况，正是矿业生产自然法则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也只能“留得残荷听雨声”了。
公司筹资方面，十多年业，王炽苦心筹划，亲赴四川、湖南、广东、汉口、宁波、上海招商集股也仅筹集到商股“仅七万两。”以上种种，致使唐炯自任矿务大臣以来，举步维艰，无计可施。
李鸿章的书法
矿源的枯竭，资金的短缺，致使时任矿务大臣的唐炯已无力回天，据统计从光绪十三年成立公司始，迨至光绪二十四止，也就是唐炯时任矿务大臣期间，共运送京铜1000万斤，平均每年110余万斤，比起乾嘉每年1000万斤的数额，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唐炯的无能引起了朝廷极度的不满，光绪十五年的《德宗实录》谕军机大臣道：“铜铅为鼓铸要需，前派唐炯督办矿务，并谕户部筹拨巨款，源源解济……乃数年以来，并未办有成效……近则年解铜数，不过五十万斤，前据奏称本年可解百数十万，及迟之又欠，覆奏不能照办，辄以洞老山空等词，藉口搪塞……倘再不知振作，矿时糜费，致误要需，定当重治其罪，毋谓宽典可再邀也。”到光绪十八年，朝廷谕军军机大臣道：“唐炯系弃瑕录用之员，宜如何为图报称，乃自到云南以来，前后奏报铜厂渐有成效，迄今已阅三、四年，办运之数，每年不过两批，毫无起色，实属有负委任……若再空言搪塞，任意铺张，着户部据实严参，从重治罪。”到光绪二十年，“办理仍无起色。”这种不死不活的局面，一直拖到光绪三十二年唐炯辞去云南矿务大臣止。
综观唐炯就任云南矿务大臣的十九年，处于末世的唐炯，可谓竭尽全力，任劳任怨，不管怎样，东川矿务还是有了很大发展，第一批京铜于光绪十六年起解，至光绪三十二年止，每年两批，每批五十万斤，此段时间，产铜总数在三千五百余万斤。另外，组织公司，设立矿务局，招集商股，实为距上海舱船招商局以来云南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这在云南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能不说是一杂美丽的浪光。今天看来，还大有研究的价值。
另外，唐炯在任云南矿务大臣时，时逢会泽贵州会馆“南宫殿”落成，唐炯及在东川的贵州籍人为此铸了一个大鼎相送，鼎高1.64米，直径0.5米，重量444公斤，大鼎上铸有“钦命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大臣唐炯”及其它人的姓名及职务，该鼎造型别致，铸工精细，图案及花纹华丽典雅，是会泽县城精品文物“五子一光”（即江西庙的台子，白衣阁的亭子，寿福寺的隔子，财神庙的桌子，黑神庙（贵州会馆）的炉子，大佛寺的背光）中的其中一子“黑神庙的炉子。”这件珍品，也算是唐炯作为云南矿务大臣，留给会泽人民的一件纪念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