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20（九）
外交学院原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彰显了全球性安全威胁的跨国性、全覆盖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再次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简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表现。它既是人类发展的崇高理想，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理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更多表现出主动进取的意识。“中国特色”和“大国”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标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目标，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价值是多方面的，尤其体现在时代观、世界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这三个根本问题上。
时代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野中的当今时代是人类共生、共在、共有的时空交汇。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互依存，人类的命运空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习近平主席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基本判断指出了当今时代的典型特征，也为共同体思想奠定了时代基础。
时代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正是因为这一时代主题，人类在“地球村”中的生存才有希望，才可能实现合作共赢，也才会为维护和平、稳定、发展、繁荣、进步进行不懈努力。同时，随着国际体系中的实力消长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表现越来越明显。和平与发展都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冷战思维依然流行，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跨国威胁不断出现，全球治理赤字严重。习近平主席在描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曾引用俄国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历史的道路……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生动地形容道路的曲折和艰难，表明艰苦斗争的必要和必然。
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展现的是一种和平、和谐、合作的世界秩序。这是对世界秩序的深度思考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坚定信念。在这样一种世界秩序中，《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基石。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制度体系成为战后秩序的基本保证，对维护世界的总体和平与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维护联合国体制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诉求。当今世界的“地球村”特征，更需要增强联合国的权威，坚持《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维护联合国体系确立的国际制度。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推动形成新型国际关系，关键就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国际事务不能由少数国家说了算，需要国际社会的普遍参与和民主协商；国际规则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代为制定，需要共同商定和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支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机制的运行，强调改变霸权和强权政治等不合理现象，重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重要作用，主张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融合、互学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促进国际秩序向着更加民主、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尤其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之中，这已经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也为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包容性原则。
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以多边主义为支柱的全球治理观。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出现且日趋严重，全球治理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秩序、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共同行动。在全球性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全球治理作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必须得到加强。
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机制。联合国本身就是多边主义的典型形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也只有在多边主义的支撑下才能得以维护和发展。虽然当前全球治理的主导理念是多边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多边主义正遭遇重大挑战，尤其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不断采取单边主义行动，采取退群等一系列与国际社会不合作、对国际制度不支持的行动，使得多边主义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多边主义，在全球层面对联合国、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给予充分支持，在地区层面坚定支持以东盟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同时还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机制。中国已经成为多边主义的主要建设者和推动者。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时代观、秩序观、治理观关系全球和整个人类的命运，体现了崇高的人类关怀和人文关照，反映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球意义，为世界秩序、人类发展这些根本性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理路脉络，具有深邃的思想价值。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全人类高度思考世界的思想理念，共产主义是人类命运与共的理想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创新性继承，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时代使命，反映了历史发展演进的重要规律。
自由人联合体的时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是解放的理论，目的是人的真正自由。而每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是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得以实现的。这是马克思心目中的共同体，基本原则是将个人和他人视为相互生存和相互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价值和共同体价值相一致，个人自由发展与共同体整体进化相统一（卢德友：“‘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时代性观照下理想社会的现实探索”，《求实》2014年第8期）。个人价值与共同体发展相辅相成。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保障个人自由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共同体总体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与社会、人性和社会性实现了本质的统一。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在根本利益上实现了内在无张力（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命运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除群体与个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压迫和支配，消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边缘的不公正结构，使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国家的自由发展都与其他人、其他群体、其他国家的自由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整个国际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以推动国际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因此，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向着自由人联合体发展的时代形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历史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最新表达。在资本主义仍处于迅速发展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表达的是：无产阶级具有世界性使命和全人类意识，是将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使命。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革命缔造一个全新的、平等的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时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顺应时代潮流，谋求世界各个国家的均衡发展，反对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国家对边缘地带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体到经济全球化时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呼吁加强国家间合作，高度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主张消除国际社会中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和始终与发展中国家休戚与共的立场，也展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内涵。
人类社会演进的创新性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演进思想的创新性探索。马克思主义是进化理论，相信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中向着更高阶段发展前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解释人类社会演进的要素和机制。在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共产主义社会是理想的共同体形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当生产力极大解放，并推动人们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生活。在列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中，社会主义作为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典型形态，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体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理论依据，结合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点，对国际社会的演进作出了创新性的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安全与发展是人、社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关切，历史演进的阶段性机制是开展全球合作，追求安全共享和发展共赢，以期实现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生产关系的积极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表达了促进全人类生存与演进的积极意识，提出了人类利益与共、责任共担、和谐共处的阶段性理想社会形态和共同目标。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性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元行为体共同生存的家园，包含诸多差异和复杂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为协调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群体的关系提供了适切的解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尤其弘扬了中华文化中的世界观、认识论、思维方式等精髓，对解决当前“地球村”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天下无外的世界观照。中华文化秉持整体主义世界观。在中华文化的世界观里，世界是浑然一体的天下，天下是人所能知能及的时空范畴。因此，天下的理念是最广阔意义上的宇宙，是普天之下和率土之滨的整个空间。在当今世界，天下就是整个世界，是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总和。以天下观天下，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思想。
天下无外是中华世界观的认识基础。中国是一个以文化为基准的“天下国家”，以无界限的思维表现了开放包容。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在地理、制度、民族、文化等方面都没有专门划定边界，更没有二元对立的内外意识，这种开放包容造就了大唐的辉煌。中华文化的理想制度秩序是一种天下体系，天下体系奉行的是无外原则。天下体系没有内外之分，自我是包含他者的自我，他者是包含自我的他者。“四海之内皆兄弟”，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天下共同体和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中华文化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开放包容，中华文明最辉煌的时期也恰恰是最开放包容的时期。
理想的世界秩序是世界大同。大同世界追求的是“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平和开明；强调的是天下为公的公地意识和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提倡的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关爱社会；目标是创建一种和平和谐、开放开明、相互关爱、各得其所的天下秩序。作为人类大道，世界大同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想的秩序依据。
和合共生的生存理念。和合共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认识，是一种合作进化的认识论。和合共生基本意义就是只有在和谐与合作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最好的生存和发展态势。和谐指一种最大程度合作状态，合作则是指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最佳互动关系。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最大程度的合作关系成就了共同体的和谐状态，保证了稳定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根据和合共生的生存理念，共同体发展的可能状态是和平共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使得个体生存是共同生存中的生存：个体的生存是重要的，但个体的生存是与其他个体、与社会整体共存的。没有个体的存在，也就没有整体的存在，反之亦然。既然存在是高度关联的共在，利益也就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根据这一逻辑，儒学提出了利益实现的最佳途径。
孔子认为，自我利益的实现只有在他者利益共同实现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反映的忠恕思想，总是在承认自我利益的同时，强调利益关系是相互蕴含的，自我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同理，自我利益和群体利益也是相互蕴含的，两者之间如何达成最好的平衡是共同体始终面临的问题。孟子则提出在群体中实现自我利益的最佳原则。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或曰一个群体的团结和谐是实现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最优条件。只有在最大程度合作的群体中，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人和，就是最大程度和最大诚意的合作，这是实现个体和群体共同发展的不二途径。
中庸辩证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的认识论是中庸辩证，指事物互动至中和交汇而达成和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认为中国没有逻辑的观点是不准确的。中华经典中的逻辑就是中庸辩证思维的逻辑。中庸被视为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内容甚至是至高的道德原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辩证认识论认为，事物呈动态的偶对结构，典型的表述就是阴阳互动。但中庸辩证法与西方辩证法和逻辑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偶对两极不是冲突对抗、各以对方为敌，以消解、消灭对方为自身发展前提。虽然中庸辩证法也认为事物皆有两极，两极各有差异，但中庸思想中的两极不是对立对抗，而是互存互容、互为生命，就像阴阳两极一样。两极之间并非没有冲突，但冲突不是根本，不具本体意义。万物的自然状态是和谐，不是冲突。只要双方相向而行，相遇于中，则可消解冲突，达成中和的状态，这才是事物的本原和自然状态。
“地球村”是一个关联密切的共同体。共同体是多种成员组成的，是多元一体，相依共生。在思想理念、体制机制、生活方式、利益诉求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如果依照差异必生冲突的逻辑思考问题，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但中庸辩证的思维方式认为，差异不会必然导致冲突，而是可以构成和而不同、互鉴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庸辩证的方法既界定了事物共同生存的依据和共同进化的条件，也解释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适切关系。这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冲突、相向而行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依据。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了一个总体目标，对中国外交实践具有指导性意义。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这种指导实践的意义更加突出了。
中美关系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案例。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明显恶化。近年来，美国一系列行动使得中美关系跌至低谷，“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等言辞不绝于耳。在这种形势之下，还要不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恰恰是在这种严酷复杂的形势之下，中国外交才更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顺应世界潮流的大势，处变不惊、立于不败之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全球各个国家的高度相互依存，形成了无法分割的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使得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由于全球治理出现严重赤字，近年来反全球化思潮和逆全球化行动愈演愈烈。全球化遭遇逆流和挫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也必然会呈现与以往不同的形式，但全球化作为一种趋势是不会逆转的。这一基本判断表明人类的命运只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谁都无法人为地、凭主观臆想造成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命运脱钩”。退回冷战争斗、重拾强权政治只能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现实。全球化产生了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正面效应是全球福祉的整体上升和全球社会的进化发展，负面效应是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和叠加积累。全球福祉的整体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之间的开放和流通，而全球性问题则呈现跨国界或无国界特征。所以，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效应，都说明人类命运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现实。因此，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崇高的理想，而且是当下的现实。也正是这种命运与共的现实情境，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像中美这样的世界性大国积极合作，实施有效全球治理。否则就会对整个世界秩序产生严重后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美是两个世界性大国，积极合作和有益竞争对双方都会有好处。如果硬要将对方拉进“修昔底德陷阱”、企图以恶性竞争拖垮对方，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冷战时期的美苏恶性竞争使双发都处于一触即发的核毁灭之中，使整个世界处于被多次摧毁的威胁均衡之中。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谁都取代不了谁，谁都消灭不了谁。美国超级大国的实力不会一朝消失，但无论是硬性脱钩还是极限施压，都不可能打垮中国。所以，只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选择一条长期和平共处的理性之路，才真正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五、结语
一个世界性大国，如果不能对世界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提出有价值意义的大思路，就无法承担起肩负的世界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具有崇高道德意识的全球秩序观和人类发展观，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现实，指出了世界的发展前途，宣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追求和实践取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存之道和发展铁律是合作。共同体生存条件好，个体成员的生存条件就会好，反之亦然。“世界好，中国就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所包含的正是这个道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理念、中华文化中的天下意识，在这一点上是相容相通的。正因为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反映的是全球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必然是通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