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中提到一个叫李衡的人，此人大概是个妻管严，总被自己老婆无视。眼看家业被这个败家婆娘糟蹋殆尽，李衡灵机一动，种了几千棵橘树，死后，其子靠此不动产发家致富：
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
这大概可以算得上最早的经济林木种植的成功典范，而“木奴”也就因此成为“橘”的别称。后世诗歌中亦多用此典，仅以宋诗为例，就有约90首提到“木奴”，用途还不单一：“橘柚禹包贡，后世称木奴”——可作贡品；“芳讯欣随客鲤开，雅篇并付木奴来”——可促诗兴。当然木奴也被作为有经济价值的树木的统称，如陈师道《和苏公洞庭春色》“洞庭千木奴，寸丝不挂手”便是此类：春色中的木奴，当然不是橘树了。
由于“木奴”是衣食保障甚至发家致富的象征，宋人对它的态度比较复杂。有人赞美它，也有人鄙视它；有人觉得“千头木奴”根本算不上土豪，也有人觉得把它作为土豪的象征是对它的亵渎。
“封侯吾不愿，颇羡木奴丰”、“老矣惟思醉乡去，归欤且种木奴休”、“木奴竹君岁所收，不啻汉家千户侯”、“木奴会足饱，宽作十年计”——种些橘树，喝点小酒，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也是退居山林的文人追求的另一种生存之道。当然，也有搞经济林特别成功的，比如李昭玘的《摘果》：“霜静百果熟，采摘将荐新。贮之黄金盘，绚烂如星陈。苞縢待嘉客，培溉昔已勤。君子务种德，所成非一身。公家有令恩，饤坐多惊人。累累万石富，长笑木奴贫。”和单种橘树的李衡相比，明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贡包登尧俎，颂德列骚篇。李衡空庸材，徒列木奴千。”在诗人张耒的眼里，木奴不但被作为贡品，更有屈原大诗人专门为其作《橘颂》以歌之，李衡怎么舍得只用它来奔小康？即使在《摘果》那有些狂傲的对丰收的喜悦之中，也有“君子务种德”的要求；作为对人世间怀有起码的悲悯之心的文人，即使形在江海之上，怕也依旧心存魏阙之下吧。木奴所蕴含的，既有对污浊官场的鄙弃，更有对干净、富饶、和平的农村生活的向往。这，大概就是对木奴最高的赞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