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亲情
亲情是人类最基础的感情。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伟大思想正是以“亲亲”为根基的。父母、子女，是亲情的核心关系，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层层外推，直至亲情之外的友情，最终止于至善，即与人为善。这是一串多么美好的生命之链啊！可惜，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刻理念，在极左路线盛行时期遭到很大破坏，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逐渐恢复。
我生于1930年1月3日（农历1929年腊月初四）。我有七位至亲：父亲、母亲、三位姐姐和两位哥哥。我排行最小，受到全家人的特殊关爱。因此，他们留给我的回忆，几乎都是真的、善的、美的。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下面，就是七位至亲留给我的最难忘的回忆。
父亲赵荫桥，生于清朝末年，仙逝于1934年。我4岁丧父，因而只留下一些有关父亲的模糊记忆。父亲青少年时，家境较好，尔后逐渐衰落。父亲接受过扎实的私塾教育，具有传统文化的基本素养。父亲还是本镇古乐团的吹箫手，也是乐团组织者之一。凡有乐团演奏活动，他都带我同去，让我在一旁静听。这也许就是父亲对我进行的音乐启蒙。这种幼年启蒙，有着奇妙的功效，它令我终生酷爱丝竹音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赴云南丽江旅游，并受邀欣赏宣科先生主持的“纳西古乐”。乐团开始演奏两三分钟之后，我猛然产生一种与亲密朋友重逢的美感。此时此刻，我感受到的音乐，与当年父亲参与演奏的音乐是多么相似啊！这种音乐，令人忘却尘世的烦恼，令心灵净化。随后，我得知，“纳西古乐”在当地被称为“洞经音乐”。真是巧合，父亲当年参与的乐团也被称为“洞经乐团”。我还得知，丽江地区长期流行着这样的传说：“藏族、白族和纳西族是三兄弟。”4岁丧父的我，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最大教益，可能就是对中国古典丝竹乐的喜爱。
母亲张永龄，生于清朝末年，仙逝于1966年。母亲是不识字的缠足妇女，但她给予我的，除了物质生命，更值得珍惜的是精神财富。母亲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培育我的恻隐之心，使我不知不觉地形成悲天悯人之情。记得，我们经常吃到母亲为照顾生活困苦的小贩而买回来的残次水果，还经常看到她把食物施舍给乞丐，特别是有残疾的乞丐。“木当子” （白族语，同情受苦受难者的感叹词）一词，经常挂在母亲的嘴边。母亲信奉白族的“本主教”，同时也拜奉佛祖和菩萨。她是喜洲镇公认的善人，口碑极佳。履谦姐告诉我，母亲仙逝那一天，上午为孙儿孙女做饭，下午坐在椅子上，自然地、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实现了真正的善终。
大姐赵履聪，是六个兄弟姐妹中的最年长者。她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为帮助娘家度过穷苦时光，她18岁守寡，未再出嫁。1958年以后，她来北京帮助我和履谦姐，先后照料我的三个儿子（赵蔚、杨小冬、赵萌）和履谦姐的两个儿子（杨平、杨建）。总之，大姐为我们全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幸的是，大姐80岁高龄时，在北京大马路上被一个骑飞车的小伙子从身后撞成髋骨骨折。大姐本着“报怨以德”的精神，只让肇事方承担为数不多的医疗手术费。此后，大姐只能依靠双拐和轮椅行动，情绪苦闷，思乡心切。恰巧，我的外甥严志行十分愿意在喜洲伺候自己敬爱的大姨妈。这样，大姐回到了故乡，体质和心情都有所改善。2003年，大姐以94岁高龄仙逝。此前，我专程回喜洲为她举办90大寿，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近百位亲友的祝贺。有一位老人席间慷慨陈词，说自己第一次目睹了弟弟不远数千里回乡为姐姐祝寿的义举。面对他人的恭维，我的内心却深感愧疚——弟妹们远未报答大姐的恩惠。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经常看到和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言者多多，行者寥寥。大姐虽不言此类口号，却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父、母、弟、妹服务，堪称“家庭共产主义者”。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家”，并强调“家离不开国”“国离不开家”，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国家”。的确，一个全心全意为“家”服务的人，必有益于“国”，此所谓“家和万事兴”也。
二姐赵履仪，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她与大姐一样，也是缠足文盲。由于家境贫寒，二姐嫁到严姓富家以后，实际上处于半童养媳状态，吃苦受累、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父亲忍无可忍，多次奔赴严家理论，为女儿打抱不平，终因实力悬殊而无可奈何。直到二姐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善。二姐有二子一女，他们是严志行、严志通和严志兰。二姐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全年坚持素食。她的长子严志行（全国解放后成为政府机构的小干部）每月省吃俭用，寄给她生活费，却被她捐献，用于佛事。对此，志行很不甘心，甚至心疼，却无可奈何。无巧不成书，佛教的“因果报应”，在二姐身上应验了。二姐仙逝之后，自发地为她送葬的教友和非教友，形成一条数百人的长龙。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本地的官员，幸而没有出什么乱子。这一“事件”在当地传为佳话。我是无神论者，但我十分尊重宗教，因为它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人们的行为自律。
三姐赵履谦，比我大两岁，她的人生经历，与我有类似之处。她也是依靠大哥的关爱和资助，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云南省和平解放前夕，三姐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据此获得了“离休老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1951年，履谦姐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进修，随后，长期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讲授“中共党史”。履谦姐为人真诚、乐于助人，在师生员工中的口碑极佳。
谁能料到，这样一个近于与世无争的好人，竟在“文革”中遭了大难。“文革”期间，北京各高校没有“政治问题”的人，都难以避免地归队于“天派” 或“地派” 。履谦姐是“地派”中无足轻重的一个挂名成员。有一天，中央民族学院“天派”的几个成员追打“地派”的一个女生，履谦姐路见不平，大声喊叫：“你们不要打她！”打人者怒气冲冲地转身对履谦姐喊叫：“不打她，就打你！”接着，一个穿大皮鞋的壮汉，一脚踢在履谦姐的尾椎骨上，造成骨断裂，以致几十年来，她的尾骨部位经常隐隐作痛。在履谦姐“米”寿之际，我赠与书写“仁者寿智者福”的条幅，以体现她的人生历程。
大哥赵履温，比我大15岁，对幼年丧父的我来说，他确实充当了“长兄为父”的角色。大哥为了帮助家人减轻穷困的压力，在12岁的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他聪明、好学、勤奋，很快就得到老板的赏识，16岁被派往上海鸿兴源分号（总号在昆明），担任“小先生”。
当时，上海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香港及内地其他大城市。大哥充分利用上海的特殊优势，刻苦学习有关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大为提高，被破格提升为“大先生”。1937年“八一三”抗战前夕，他奉命撤回云南工作。大哥不仅好学敬业，而且热心故乡的公益事业。他在上海主编的《新喜洲》 （内部出版），为建设家乡出谋划策，深受同乡人赞赏。
大哥对父母及兄弟姐妹，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当他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时，就把我从故乡接到昆明读高小，随后又供我在昆明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1948年还支持我赴北平上大学。大哥对我一生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对他永怀感恩之情。
关于大哥，有一件事，令我长期为他愤愤不平。云南和平解放之后，大哥在隶属省公安厅的昆明市北京饭店担任会计。“文革”前夕，他突然被“拘留审查”。不久，家属得到通知：大哥“畏罪自杀”。大哥见多识广、性格开朗、责任心强、好打抱不平，决不会自寻短见。他的真实死因在于写了一封告状信，为一位受迫害的本店同事讨公道，并对来本店多吃多占的特权者不满。这封告状信，为他招来报复，使他在看守所遇难。
大哥死于不白之冤，所幸，他留下了5个儿子（赵祖猷、赵祖培、赵蓉、赵昆、赵云）和2个女儿（赵珊、赵玲）。这7个兄弟姐妹因为他们的父亲而在社会上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们坚持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今终于过上“小康”生活。
在大哥的7个子女中，祖培的坎坷经历值得一提。祖培于1957年来北京读高中，从1960年起，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任教。他一边教数学课，一边做班主任，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当之无愧地被评定为“高级教师”。这样一个无权无势、无党无派、身体残疾（一条腿不能弯曲）的人，也逃不脱“文革”的灾难。无法无天的红卫兵逼迫祖培负重游街，执意施行体罚和侮辱。当人们看到游街队伍中竟有一个行走艰难的残疾人，都为之唏嘘不已。
二哥赵履恭，与大哥一样，也是12岁的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二哥为人忠厚随和，办事讲求实效，加之大哥经常从上海给他输送新鲜的信息和有价值的商情，使他受到老板的器重，17岁就被提升为腾冲人开的万胜昌下关分号的掌柜。
记得我9岁时，和几个小伙伴一起逃学，步行70华里，从喜洲走到下关二哥的住处。那几个小伙伴，很快就被他们的家长打骂并带回喜洲。二哥不但没有责骂我，反而给我买了一套新衣裤，以替换我身上穿的破衣烂衫。
1955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奉命赴重庆招生，完成任务后，顺便回云南探亲。记得我抵达下关长途汽车站时，一眼就看到二哥和赵兴、赵泰二侄在那里等待我的到来。下关两日，共叙亲情，离别之时，难舍难分。想不到，此次别离，竟成永别。二哥因胃溃疡于1960年仙逝，年仅42岁。此后，大哥当仁不让地为二哥遗下的侄辈的前程而操劳不息，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点。赵泰等侄儿每谈及此事，都对大伯父感佩有加。
90年代初期，我再次回云南探亲，在下关二嫂的卧室里，看到一幅感人的景象：二哥英俊而慈祥的遗像，端放在二嫂枕边的小桌上，两旁点着红色的电烛灯。我顿时对二嫂产生肃然起敬之感。
二哥英年早逝，所幸，他也留下了5个儿子（赵兴、赵泰、赵强、赵明、赵璧）和1个女儿（赵琴）。他们6人虽无显赫成就，却都以诚信待人处事，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赵泰的经历。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身为企业领导的赵泰，竭力避开两派争斗，坚守本职岗位，为本单位员工的生计（工资、福利）奔忙不息，从而受到员工的保护。我确信，赵泰的这种思想和行为，与我大哥、二哥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