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问鼎威尼斯的台湾“史诗”电影《悲情城市》 贯彻着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昭示着“台湾新电影”不枯不竭的文化创造力的传承与张扬和现代美学精神。
电影再现了台湾战乱年代平民生活的悲惨梦幻与悲欢离合，是历史悲痛融于悲惨记忆的见证，其深度与广度震撼人心并由此成为历史的备忘录。导演侯孝贤的锲而不舍、锐意进取的探索精神，为其电影的鲜明时代感、使命感、电影风骨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也为电影峰峦增添了旖旎风光。
《悲情城市》与1974 年获得美国影艺学院最佳影片的《教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样在庞大的历史主题下演绎帮派的家族兴衰历程，是一个特殊阶段国家的缩影。在问津历史的虔敬与关怀中，侯孝贤把片中的史诗格调推向了至善至美与成熟，让人情不自禁地低徊其间，在不断反思中让清醒定格。
《悲情城市》虽然是立足台湾本土的人与事情与思，但是，却具有大视野，大手笔，大气度它面向中国文化，有着史诗的脱俗与不凡气质电影展示的是一个平常家族中的不平常的苦难揭示了时代与家庭、个人、社会、统治者与平民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丝丝相扣，因为关系而催生了诸多变故:人生磨难、雨雾煤烟、兄弟相残、夫妻热泪飞洒、肝肠寸断……引领观众在不经意间目睹与倾听一家兄弟的悲恸经历，人生中的平凡与不平凡。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雨腥风故事在平缓中流动着一处处、一幕幕风景。但透过表象看实质，却包蕴着民族仇恨、伤痛遍布豪情隐约、杀机四伏。这一切，都凋零成了那个时代、那些民众心底的深深的痛。
《悲情城市》就是以这次农民起义作为线索以矛盾激化为焦点，以台湾“本省”与“外省”情结为电影的内部结构，升华电影的影像化。林阿禄一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全家人丁颇兴旺但是多有残缺。林文雄排行老大，在码头上惨淡经营着一份运输生意赖以生存;林文龙是老二在战争期间被征集到菲律宾当了一名军医，随部队辗转不定中销声匿迹了:林文良是老三，战争期间曾经在上海当过翻译，日袋投降后，就成了汉奸被万人唾骂和通缉。他走投无路逃到台湾以后，大脑受到了强烈冲击，一直在医院里治疗老四林文清幼时跌伤致残成为聋子，开了个照相馆糊口。日寇投降后，台湾人民在战争废墟上修复了断壁残垣，重新经营千疮百孔的家。
电影以日本战败投降后林家四兄弟的苦难生涯拉开了帷幕一鞭炮声声，人群熙攘，林阿禄一家期盼已久的“小上海酒家”的时警招牌挂上了!林家弟兄四人中的大哥文雄是家中的支柱，二弟文龙的销声匿迹为家蒙上了层层阴影;三弟的被通缉和精神失常也是这个家的阵痛; 最小的弟弟文清是个残疾人，小小的照相馆为他提供了生活来源，也让他有机会接触了吴宽荣、吴宽美兄妹，并且在交往中建立了浓浓的情谊。
吴宽美是台金医院的护士。她在哥哥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很多人，有刚从内地回来的林老师和《大公报》 的记者。她与大家接触时，发现他们都对现实不满，对台湾现状颇多忧虑，他们慷慨陈词抒发心中的愤懑。借酒浇愁时，宽美与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流亡三部曲》，乐曲旋律跌宕，大家眼前浮现出日寇占领时期对我国民的踩躏，酒宴上气氛悲怆，为酒宴注入了悲怆和潜在的活力。
日子在平淡、无聊、痛苦中流过，和着泪水与刻骨铭心的恨。
林文良得病康复出院了，过去在上海时混事的朋友不期而至。他们让他想方设法弄到船只把大米、白糖倒运到上海，回来时候再顺便带点私货。然而在这群“狐朋狗友”的鼓动下，文良也受到巨大利益的诱惑，从此踏上了黑道这条不归之路，并且在那之后开始养成了嗜赌成性、挥霍钱财的恶习，整天沉迷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昏昏然不知所以然。
而后，他还参与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重案，因此，在泥潭中愈陷愈深刚从内地归来的林老师与吴宽荣、林文清等热血青年在饭桌上时不时地议论时弊，对政府贪赃枉法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状况满腹怨言,感慨万千。一首《罗蕾莱之歌》的旋律慢慢地响起，通过笔谈的方式，吴宽美向文清转达莱茵河上美丽的女妖罗蕾莱的传说，而文清也把童年如何失聪的往事娓娓道来。两颗心灵有了微妙的感应，循序渐进中擦出了爱的火花，逐渐相爱了。
《悲惨城市》叙事的总格局，采取了诗话方式，有以下特色:
第一，电影凸显悲剧色彩，却没有刻意强调戏剧式固定的情节模式和冲突内容，而是以多重叙事的种种策略，吸纳了散文的“形散神不散的特点，多条溪流涓消流淌到主流之中，开拓出一片新的境界，引导着人们的深思与发现:从平凡人家的悲惨人生经历和破落家庭的多灾多难着笔，俯瞰历史大背景下的风云变幻。比如，以历史时空中的“二二八”事件为依托，再现林阿禄一家的命运旋律，是一个浓缩和印证第二，巧妙地回避了从政治角度选择突破口没有追求历史的恢宏波涛与壮观，意在讴歌情的纯真与明丽。比如聋哑人文清与吴宽美的爱情恋情与历史的悲情水乳交融，情绵绵，意绵绵水到渠成，毫无矫揉造作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