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劳尔·得·阿里巴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经济政策和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知名学者，著有《中国》一书。
肖连兵
光明日报社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中心秘书长。
“一带一路”为共建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动力
肖连兵：尊敬的阿里巴教授，您一直关注中国。近10年来，中国在国际合作领域最令您关注的事件是什么？
阿里巴：当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我本身的研究方向就是国际发展合作。只要我们希望过上体面的生活，经济发展就会是任何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最好情况下，经济增长可以成为发展的工具，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发展还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收入和消费的起始水平、工作条件和收入分配、环境等。因此，国际发展合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关注商品和服务，还关注教育、卫生、社会制度、环境、国家间关系等多个方面。全球化使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合作不再仅仅是团结的问题，而是共同利益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追求各国人民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国际合作发展观的新型合作理念。
肖连兵：您对在沿线国家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有何评价？
阿里巴：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非常重要的投资活动，投资不仅限于亚非拉国家，而且还有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这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外交等多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中，建立基础设施网络是连接世界贸易的关键，中国有意加强参与或组织全球价值链，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变得尤为重要。毫无疑问，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使中国的发展更具活力，也为投资目标国提供了经济发展动力。它还有助于建立或加强贸易一体化国际联盟，接受投资的国家也加强了其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中国在传统意义的受援国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一些担忧。这是毫无必要的。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积极因素不容置疑
肖连兵：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动脉项目，您对它的作用如何看？
阿里巴：中欧班列使得中国制成品由中亚运往欧洲各地。实际上，在全球航运危机期间，在航运成本飙升和世界各地港口拥堵加剧情况下，中欧班列这样的运输网络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我曾经说过，考虑到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导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包括亚欧铁路，对连接世界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积极因素不容置疑。
肖连兵：在您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吸引力在哪儿？
阿里巴：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各国在各个层面保持着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特别是商业、金融和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联系。许多西班牙跨国公司占据着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银行、能源和其他行业的重要位置。美国也是如此，它在该地区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进行了大量投资。然而，经过多年与西班牙和美国的发展合作和经贸往来，拉丁美洲的发展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该地区无法解决其结构性问题，贸易逆差和外债持续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华贸易、争取中国投资至关重要。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现代化项目备受拉美各国欢迎。“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拉美国家可以选择更多的合作伙伴，减少对美国和西班牙一贯的依赖，对传统合作伙伴有了更大的谈判能力，也迫使传统合作国家在拉美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维护其既往地位。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对拉美地区实现良性竞争、获得融资都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西方政府不干预，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为实现这一转变，西方政府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包括征收高额关税、限制进口数量、实施产业政策。但即使这样，去全球化也不容易。今天生产活动比50年前复杂得多，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而且，西方消费者仍需要多样化、现代化和廉价的消费品，企业家们希望产地和供应商既廉价又安全。而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全球价值链会更加紧密，但国际产品价格可能会提升，这是寻求国际安全的代价。
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是不正确的
肖连兵：请您谈谈对疫情后欧洲和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
阿里巴：未来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属于“灰色地带”。欧洲和全球的经济形势一直都很复杂，而且问题不断增加。任何时候一场大流行病的暴发都不是时候，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疫情肆虐可谓雪上加霜，未来的形势真的很难评判。
这场危机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在疫情面前，我们并没有采取新的方案，而是维持原来的做法——我指的是欧洲和美国中央银行所采取的做法：向金融系统大量注资，并从银行购买更多的公债，间接支持公共财政等，同时继续增加全球债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大流行病的出现，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危机，也使全球供应链面临新的压力，导致生产下降和物价上涨。新一轮危机使得社会问题激增，失业、贫困和不平等所导致的冲突层出不穷。同时，税收减少和公共开支激增，增加了公共债务。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疫情一开始，就有100多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财政援助。
西方政府原本的计划是，逐步通过货币刺激，依靠经济增长来减少公共赤字，政府运用公共开支来稳定经济。但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原本的危机尚未化解，西方政府被迫进一步增加公共开支，所以欧洲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公债在无节制地攀升。
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着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100多年来最大的全球健康危机，我们现在还面临着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战争危机。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都非常紧密，两国都是世界天然气、石油、关键原材料、粮食和化肥生产大国，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当今，地缘政治分歧逐步凸显，对立分裂等不确定因素使得我们很难找到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全球性挑战，世界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冲突而不是合作。
但我们仍然需要以合作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挑战。面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国际税收、国际收入分配、移民和能源转型等，我们需要重新制定国际条约。简而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关注经济增长的数字而制造一个系统性的全球债务泡沫，我们需要的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