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通锦桥，一栋老式小区里住着89岁的老人陆爱敏，对她而言，每年的11月9日是个庄重的日子。
1949年11月9日，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56位起义者心怀“航空报国”的志向，当天凌晨驾驶着12架飞机由香港飞往北京、天津，投入祖国怀抱，而这一天距离新中国决定成立自己的民航管理机构——民用航空局，仅仅7天。随后，“两航”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这一轰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史称“两航起义”。
陆爱敏的丈夫周世政，就是两航起义2000多名参与者中的一员。上世纪四十年代，陆爱敏随丈夫到香港，经历两航起义后回到大陆，先后辗转了广州、天津、太原等地后，于1956年来到成都，定居此处。
周世政陆爱敏在成都
11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陆爱敏的家中见到了这位两航起义的见证者，眼前的老人一头银发麻溜地梳往脑后，红色毛衣将她衬得精神矍铄，利索的谈吐中偶尔还能蹦哒出来几句英文，讲到激动时“蹭”地站起来，不时用手势辅助表达。她说，年近九旬的她人生还有最后一个愿望，想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两航起义38周年周世政和陆爱敏接到的邀请函
大时代的相恋
从上海到香港 她嫁给了“中航”人
大时代的年轻人把命运交给时代，周世政本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大学生，那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中国进入缅甸对日作战，成立了中国赴缅甸远征军，因为语言交流需要召集一批会英语的年轻人入伍，“他英语很好，年年都是英语演讲比赛的第一名。”周世政便应召入伍了，成了远征军炮兵队伍中的翻译官，陆爱敏告诉记者，直到1945年远征军回国，周世政才又回到上海交大继续完成学业。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新旧交替，周世政和陆爱敏都是上海人，处在这交替的漩涡中。彼时，上海的年轻人都流行参加教会活动，周末聚在一起学英语，唱歌，学做蛋糕，俩人在一次教会活动中自然地认识、相恋了。
两年后，周世政从上海交大毕业，成了中国航空公司的一员，主要负责测量工作。两个年轻人本以为就此长厢厮守，可不久就面临着分别。
1948年，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曾经帮助过国民党军事运输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也陷入了困境，两家航空公司原本以上海为基地，困境中于当年秋冬时节陆续迁离，周世政便跟随大部队来到香港。
“交通马上要断了，你再不来可能就来不了了。”当时的形势紧张，国民党意欲切断香港和上海的交通，周世政得知后立刻联系了陆爱敏，在征得家人同意后，陆爱敏随即赶赴香港，两人随后便在香港结婚。
男人搬运 女人放哨
备战起义 凌晨装运飞机零部件
1949年的陆爱敏，几乎没睡上几个好觉。
中航搬迁到香港后遇到了诸多问题，解放在即，由于中航挂的是国民政府的招牌，主要业务的东南亚各国都不愿与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府航空部门签订合同，中航的航空业务举步维艰，中航员工们在香港的日子也过得五味杂陈。
就在这时，传来了北京的好消息。周恩来认为，争取起义的时间刻不容缓，新中国需要强大的民航事业，争取人是最重要的，随即安排工作部署，准备起义。可准备工作是从哪天开始的，陆爱敏也说不上来，“他们的准备工作都是秘密执行的，连家属也不能告知。”
毛泽东主席致函祝贺两航起义原文影音件
“当时啊，那些飞机的零部件都是买不到的。” 陆爱敏告诉记者，要为刚刚尚未起步的新中国民航事业奠定基础，除了飞机，飞机的零部件也很重要，以周世政为代表的中航员工，开始冒着生命危险一点一点地将飞机的零部件装进箱子里偷偷藏起来，“这些活动都是在半夜偷偷进行的，不仅要防着国民党，还得提防香港警察。”
“那个箱子大概一米二长、一米二宽。”陆爱敏滔滔不绝地回忆起了往事，一边拿手比划，因为搬运对象过于庞大，为了防止起义的消息走漏风声，他们干脆把家属也拉进来帮忙。于是深夜的香港启德机场，静悄悄的外表下实则忙碌无比，男人们拼装仪器，女人们则在门口打望、放哨、巡逻，帮忙打掩护，还不能发出一点声响。
对于人员去留问题，早在两航起义前，中央就以下达了相关政策：人员来去自由，不加干涉。在通电起义前，中航公司也执行了相关政策，中航员工有回大陆、留香港和去台湾三个选择。陆爱敏也问过周世政：“你英语这么好，为啥不去外面呢？”时至今日，周世政的答案也常常回荡在陆爱敏的脑海里，“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在那之前，我都没觉得，爱国是一件多么热血的事情，都是他教会我的。”
周恩来总里致函祝贺两航起义原文影印件
起义当天一切照旧
两套排班表 一套打掩护一套起义用
1949年11月9日，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这天凌晨的香港启德机场，依旧跟往常一样，靠近山的那边亮着站岗的信号灯光，机场另一边的马路上，不时有纠察队巡逻，人们照常工作着。
但其实，平静的表象下早已波涛暗涌。据陆爱敏回忆，为了避免引起香港启德机场当局的怀疑，11月9日的航班仍旧按照惯例继续排班并发预报和售票，同时还要把起义指挥部确定参加起义北飞的飞机和空勤人员安排好，“飞行预报上发的是，他们要飞去海口、重庆、桂林、柳州、成都、昆明、台南、台北等地，但其实，他们飞的是北京和天津。”
于是，早在11月8日出来了两套排班表，一套按照原有的航班时刻排好班，然而这套空勤人员中，既有参加起义的相关人员，也有不参加起义的美籍人员，为了不惹人怀疑，等深夜都空勤人员都入住后才去通知非起义人员航班取消，同时又派起义人员负责值机工作，在机场候机楼办理旅客都退票手续，监控现场情况。
另一套航班表，自然都是起义北飞的人员，他们将成套、成箱的飞机零部件和轮胎、汽油等伪装成货物装上飞机，按顺序依次起飞。所有起义的飞机都做足了准备，为了尽可能不在中途降落加油，每一架飞机都加满了油；一组抢险队专门负责扫清机场滑行道和跑道上可能出现的障碍物；通讯机务人员也秘密地为每一架飞机电台设置了空中通话的专用频率，以保证飞行途中的电话联系，又防止被窃听。
1949年11月9日早上六点，一架载着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及起义人员的飞机直飞北京，另外十一架载着飞机零部件的飞机飞往天津。
上午九点半，尚未北飞的起义人员得到了飞机报来的平安消息，此时飞机已经飞跃汉口，安全了，以周世政、陆爱敏等为代表的起义人员及家属一颗悬着的心才正式落地。他们奔走相告，不久后也回到了祖国，辗转过在广州、天津和太原等地。这场起义最终以胜利告终，周恩来总理盛赞其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宴请两航北飞驾机起义全体人员
1956年，周世政听从组织召唤来到成都，调研这里是否有建设飞机生产基地的条件，陆爱敏随从一并到来，一家人定居在此。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曾经参加过两航起义的人员和家属开始跟随祖国建设的脚步，散落在全国各地。不过他们总会定期聚会、交流，怀念那些流逝的峥嵘岁月。
1998年，成都地区部分两航起义人员聚会合影留念，前排左二为陆爱敏左三为周世政
1999年，周世政去世了，享年74岁。慢慢地，陆爱敏发现，那些曾经参与这场爱国事件的勇士们开始相继离世了，“我也快90岁了，我只希望这个时代能够有更多的人知道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