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国代表在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谈判拟定和平条约的过程中，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如何处理战败的同盟国成员？如何对待从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崛起的新兴国家？如何解决中国、日本就德国之前在中国占领的殖民地归属权的纷争？
如何处理德国的其他殖民地？如何防止类似刚结束的战争那样的灾难重演？诸如此类问题，在有关1919年巴黎和会的文献中很少提及，但是，很有必要将上述问题看作同一个根本问题的不同侧面，这个根本问题是：随着领土的基本概念从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发生转变，如何重组欧洲及其领地？
1815年，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动荡之后，当时的和会代表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次，参加巴黎和会的很多代表认为，未能适应20世纪初巴尔干战争以及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纷争中已经突显的民族国家原则，正是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