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和农业教育家戴芳澜，既是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他在真菌分类学、真菌形态学、真菌遗传学以及植物病理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戴芳澜
戴芳澜（1893—1973）是湖北江陵人，自幼接受私塾教育，曾先后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和武昌文化学校读书，在其伯父资助下，戴芳澜与哥哥戴芳澄于1909年入读上海震旦中学，这是一所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学校，特别注重法语教学，戴芳澜在此打下了良好的法语基础。
戴芳澜哥俩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伯父的资助也仅能维持吃饭，连买书的钱都没有，哥俩只能轮流看书，戴芳澜中学毕业后，想继续求学，又无经济来源，当他得知清华学堂是公费，即北上应试，于1911年进入清华学堂读书，1913年6月结业后回到湖北，在沙市商业学校担任临时英语教员。
戴芳澜于1914年赴美留学，考入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不久又转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9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说蝗》，1918年毕业并获农学学士学位，遂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专业，并于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由于家境困难，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就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青年时期戴芳澜
1920年回国后，应聘到天津一私人农场做园艺师，期间曾在《科学》杂志发表了《植物病害之现行治法》，1921年夏应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邓植仪之邀到校执教，戴芳澜与邓植仪在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有过交集并结为好友。
戴芳澜不仅教授植物病理学，而且还兼授其它课程，并在农林试验场从事病害研究，这是一所培养高级农业、林业人才的中等专科学校，后来被并入广东大学。
戴芳澜应国立东南大学农林科主任邹秉文之邀，于1923年到该校农林科病虫害系担任教授，讲授植物病理学，戴芳澜与邹秉文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同学，而且二人都是攻读植物病理学的。
国立东南大学校门
1927年3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克南京，金陵大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部分校舍被烧毁，副校长文怀恩被流弹击中殒命，导致外籍教授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撤离回国，在此背景之下，戴芳澜被聘为金陵大学教授兼植物病理系主任，期间先后发表了《江苏菌类名录》、《江苏麦类病害》、《中国植物病害问题》等论文。
十九世纪初叶的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外籍教授在几所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偶尔也有中国教授授课，但他们并非植物病理学专业人员，而是由植物学家或昆虫学家“客串”授课。而戴芳澜主要从事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是国内最早攻读植物病理学的学者之一，戴芳澜的授课使植物病理学这门课程逐渐系统起来，他的授课特点是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因此他所确立的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系统，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933年6月，清华大学成立了农学院，并将圆明园拨付农学院作为实验农场，1934年8月又设立了农业研究所，分设了病害组和虫害组，除开展农业研究之外，还招收研究生，以培养一批既能从事农业科研，又能从事农业教学的高级人才，戴芳澜被聘为病害组主任，刘崇乐出任虫害组主任。
国立清华大学
戴芳澜到清华大学报到后，随即前往美国深造，此前他已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先后在纽约植物园生化实验室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并从事真菌遗传学的研究和实验。
1935年夏天，戴芳澜回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赴任，但他谢绝担任农业研究所所长，只担任教授和病害组主任，开始病害组的筹建工作，并集中精力从事真菌分类的研究，当时病害组、虫害组无论在财务、经费和人员方面都相互独立，而病害组成员大都来自金陵大学农学院，因此戴芳澜的研究工作如鱼得水。
1935年8月，戴芳澜当选中国植物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1936年又当选第四届理事长，任期从1936年至1949年，是任期最长的一位理事长，1940年还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评议员，这一时期相继在国内外发表了《花红苹果锈病及其防治法》、《大麦坚黑穗病防治法》、《十九年度中国植物病理事业发展之概况》、《中国真菌杂录九》、《云南经济植物病害之初步调查报告》等数十篇学术论文。
中央研究院专刊
“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后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并迁往长沙和昆明办学，农业研究所也随之迁徙，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农业研究所不但没有萎缩，反而不断扩大，并于1938年又增设了植物生理学组，由汤佩松任主任。
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是清华大学独立创办的科研机构，与西南联合大学并无隶属关系，期间先后在河北、云南等地区开展了大量植物病理、生理和昆虫学的调查和研究，采集菌类标本9000余号并进行鉴定，对鸡枞菌、牛肝菌、伞菌、鹅膏菌、水生菌、鸟草菌等作了重点研究，在学术成果、资料积累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中国农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平复校，以农业研究所为基础，恢复成立了清华大学农学院，戴芳澜被聘为教授兼植物病理学系主任,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当年9月23日在南京举行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大会时，戴芳澜因蒋介石出席大会祝贺而拒绝出席会议。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
1949年5月，戴芳澜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2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筹建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出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及至北京农业大学正式成立时，戴芳澜担任植物病理学研究所所长。
1950年12月19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植物病理学工作会议，商议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复会事宜，会议推举戴芳澜为临时理事长，组织筹备召开新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是于1929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主要发起人和筹备者就是邹秉文和戴芳澜，由邹秉文出任会长，由于邹秉文事务繁多，筹备工作几乎都是由戴芳澜主持完成的，由于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影响，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活动陷于停顿，在时隔20年之后，戴芳澜再一次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并于1953年2月当选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讯》。
戴芳澜指导科研人员
应中国科学院之邀，戴芳澜于1953年承担中国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的筹建并兼任研究室主任，资助和鼓励对小麦锈病的抗病育种工作，同时也资助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戴芳澜的支持和资助，这些科研工作是根本开展不起来的。
戴芳澜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应邀出席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授予通讯院士荣誉称号，当年12月中国科学院举办了“米丘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邀请戴芳澜作主题报告，被戴芳澜婉言谢绝。
戴芳澜（左二）在东德时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