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初，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通过了防止太空军备竞赛的相关决议，包括“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这两份决议都将中方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其中，标志着此前美国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要求对相关段落进行分段表决，阻拦该理念写入联大决议的图谋遭到挫败。
美国当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国际社会，但是美国的抵制助长、蛊惑、胁迫了不少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抵制，这是不争的事实。人类命运共同体难以被西方普遍接受和认同，除了西方捍卫“普世价值”的本能抵制外，更多源于西方世界对中国能力和意图的怀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解。只有仔细分析西方心理，才能找到化解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误解之道。
利益掣肘：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如何“计利当计天下利”
过去，全球化思维是“双赢”，即“win-win”。例如，在香港问题上，新中国提出“长期考虑，充分利用”方针，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一国两制”政策，既维护了中国核心利益，又保持香港地区长期繁荣稳定，还维护了英美西方国家利益，实现多赢。但是，西方“零和博弈”思维就会产生“你赢我输”的感觉，以至于西方戏称“win-win”是“中国赢两次”。
西方认定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从而发明了国家主权的概念，正如产权明晰才能避免“公地悲剧”，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和权益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要回答好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国际政治的“公地悲剧”？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各国主权，但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如何“计利当计天下利”？即便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西方国家也不愿意真正拿出“真金白银”和转让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生产、能源转型。这在抗疫时更得到了体现：宁可疫苗过期，也不愿捐助发展中国家。这些涉及的都是利益问题。
体系惯性：误解、质疑、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深层的原因
利益是结果，体系-结构问题是他们误解、质疑、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深层的原因。
中心与边缘。“中心-边缘”的不平等思维制约了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任重道远。马克思指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西方殖民者“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形成了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国际发展格局，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生产和价值链的末端。
近年来，美国在对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纷纷失效后改用“规锁”战略，试图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将意识形态冲突内化为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问题，为打造“去中国化”的全球技术供应链造势。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这显然在打破从权力到知识的中心-边缘体系。
结伴与结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彻底超越传统的“拉帮结派”做法和“零和博弈”思维，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意识形态藩篱、超越了社会制度对立、超越了发展水平差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一种具有全局眼光和世界视野的前瞻性理念。
但是，美国的盟友并不认可命运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担心这是中国的“离间计”，而中国又奉行不结盟政策，他们怕将来命运没着落。近年来，立陶宛通过一系列事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便折射出了欧洲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担心在美国先后提出“重返亚洲”“美国优先”“印太战略”后，自身安全没有着落的投机心态。
自主与依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命运自主，而美国推行“去中国化”的全球技术供应链，寻求与中国脱钩，不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造成阻碍。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例，其构建进程就遭遇网络霸权体系的严重阻碍。
美国以安全为理由迫使其盟友弃用华为设备，主张以“多利益攸关方”而不是主权国家作为全球网络治理的主体，并推行“清洁网络计划”，试图打造全球技术供应链和网络空间的“去中国化”。这种做法虽越来越不得人心，连欧盟近年都强调数字主权，反对脱钩、新冷战，但事实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无法从体系上独立自主，而是受制于霸权国家。
思维方式：深层次制约了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思维惯性或路径依赖是接受、认可、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严重羁绊。思维方式问题深层次制约了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整体-关系思维与个体-问题思维。“老天啊！”“My God！”中西方的不同感叹提示我们，中西方最大的思维差别就在天与神之间、整体与个体之间。王缉思教授曾指出：“中国人是想在解决具体问题前先确立原则，而美国人急于先解决问题再着手提升两国关系。因此，中国人很容易会抱怨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设置障碍，而美国人则批评中国不认真对待美国的实际关切。”
正如美国难以认同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样，也难以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从关系、未来导向构建身份与认同的思维，而习惯用个体-问题思维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欧盟此前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合作伙伴与制度性对手，也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如此思维与定位自然会导致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抵制。
世俗思维与宗教思维。不同于欧洲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尊重主权的共同体，其所倡导的理念和思维能防止弱者依存于强者的不平等现象出现。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强调必然性的命运观，印度强调偶然性的命运观，中国则主张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命运观，即厚德载物，修德立命。
西方其实有丰富的“人类共同体”思想，甚至有“人类共同体”的提法，而中国的创新在于“运”这一人伦的时代表达，并将其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命运”不是前世的“天定命运”，亦非来世的“归宿”，而是今世的“共同命运”。在中国语境中，命运是自主的，因为人是可以“参天地而化育”的。
“共同命运”一方面将人从外界权威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塑造了团结共同的人类价值向度。因为命运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样性的实现方式；因为命运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一起向未来。
实体-先验思维与实践-系统思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张，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超越经验、超越时空、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依靠人们的经验是无法认识理念世界的；人们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是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的，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把它们激活。这种先验论推动形成欧盟的规范性理念。
而中国推崇系统思维、实践理性，自古强调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杜维明认为，儒家强调“克己复礼为仁”，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西方人却是“己所欲而及人”。因此，不难理解儒学有“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之说，而西方人则有传教的热情。中国走的是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因为其具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文化根基，以及独立自主的文明渊源。
如果不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一些西方国家反对中国提出的任何理念，当然也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将其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
总之，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既呈现无知与偏见，也有利益驱使、趋势担忧，反映西方不习惯、不甘心“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理念挑战其价值观，这是利益结构、体系惯性、思维方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