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在钢琴上辨音的贝多芬（电影《不朽真情》）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两个阿拉伯数字“3”就像两只耳朵，提醒我们保护听力，以及对耳聋人士的关注。贝多芬可谓历史上最著名的失聪者，他在26岁便被诊断听力下降，直至许多年后完全耳聋。
失聪不但给贝多芬带来了音乐创作上的障碍，也带来了情绪的焦躁和心理的痛苦，但贝多芬最终没有向命运屈服，他在创作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时候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除了音乐，贝多芬携带的另一件从未离身的东西是缠绕一生的疾病和肉体的折磨，以及他最重要的感官的损害——听力。身心痛苦将不断威胁他的纪律感和责任感， 还有他远大的理想。
当时的医学作为一种科学乏善可陈，因此贝多芬病痛的原因可能永远无法确定。有可能是厨具、受污染的酒或矿泉水等其他来源令他摄入了大量的铅。 它会沉积在他的骨骼中，并慢慢渗透，摧毁他的消化系统。少年时他就已经常受胃部绞痛和腹泻困扰，并从未痊愈，这加重了他多疑和厌世的倾向。他为人类奉献却从未理解他人，尽管他全心全意渴望爱和陪伴，但随着年岁增长他越来越难以忍受外人。 他自己的肉体成了可怕而无情的敌人。
他在30岁时写道：“我已经在诅咒我的创造者和我的存在。”即使他痛苦的原因并非铅中毒，也会另有缘故，或是一系列类似的痛苦慢性病的综合影响，还有急性病的折磨。
当贝多芬带着信心和完全正当的对光明的希望离开波恩时，等待他的是不只是辉煌，还有磨难。
在1797年年末，贝多芬受到严重的疾病折磨，可能是斑疹伤寒。这意味着数周的疼痛、发烧、咳嗽、昏迷，乃至于神智失常。这种疾病严重地影响身体和神经系统，当时常常会致命。它也会影响听力。
命运之锤在忙碌的社交和创造活动当中砸了下来。按贝多芬的回忆，它始于一次极端的暴怒。在公寓中他正和一位男高音争 论音乐问题，后者离开后又返回，在贝多芬忙着作曲时敲门。他从桌子前跳起来，气得被一阵痉挛袭击，趴倒在地上，手支着地。起来后，他说：“我发现自己聋了，自此开始一直这样。”
德国波恩贝多芬故居的塑像
后来，他的听力恢复了一些，但不是全部。现在他的耳中一直有尖叫、嗡嗡、哼声的合奏，从早到晚令他发狂。
他狂乱地跑去找医生。他们安抚他，给他吃药。一个又一个医生，一次又一次治疗。但没有起什么作用。医学至少还要等半个世纪以上才能治疗或处理这样的残疾。当时的医生对疾病的真正原因几乎没有什么认识。虽然科学方法快速发展，自中世纪以来医学却没有多少进步。人们还不知道细菌和病毒的影响，没有抗生素，不懂神经系统的结构和消化系统的功能。听诊器到1816年才发明。当时也没有手术麻醉剂；医生用飞快的速度切开病人，试图在尖叫的病人痛死之前完成手术。大多数药物完全没有作用，有些造成严重的伤害。
对贝多芬来说，耳聋的恐惧胜过了慢性的老毛病：自青年时期起就困扰着他的阵发的呕吐和腹泻。在职业生涯中，他把周遭的人视作敌人，如今身体才是他最恶毒、最无法逃脱的敌人。他的生活，他的创作，他的精神都遭到与他的音乐、他的天赋、他的智慧无关的力量的打击：曾夺去他襁褓中的兄弟姐妹，他的老师弗朗兹·罗万蒂尼和他的母亲的命运之力。
他27岁了。最初他应该并不相信，年轻人会拒绝面对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必须掩盖他听力的丧失，掩盖他的恐惧和绝望。他觉得它将来会摧毁自己的职业。这种恐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需要掩盖一切，向世界展现原来自信和强健的一面。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包括阿曼达、弗朗兹·魏格勒和 斯蒂芬·冯·布伦宁。
当他听不到，不能按时回应他人时，人们会觉得他在走神，在想事情。让他们猜去吧。他要找到治疗的办法。他必须找到。因此他看了一个又一个医生。贝多芬是能想到的最坏的病人，不可能长时间按规定服药或禁食，如果治疗不马上见效就会生气。医生们试图使用水蛭、放血、温水浴和冷水浴，痛苦而危险的将树皮绑在手上的治疗方法，这些都没什么明确的科学依据。至少医生们已经知道带有铅盐的廉价葡萄酒会对消化系 统和性格产生严重的影响：它会让人易怒和偏执（贝多芬已经足够易怒和偏执了）。含铅的酒非法但仍然普遍。
贝多芬可能也知道这些危险，可能不知道。如果他确实知道，也太晚了。
油画：在钢琴前创作的贝多芬
不可避免地，他的健康问题影响了他的音乐。Op.10的D大调奏鸣曲的慢乐章可能是第一个暗示，或者是《“悲怆”》。他之前创作过悲剧性的音乐，但不像这些这么激进。青年时，他在《约瑟夫康塔塔》中有力地描写了死亡，因为他曾亲眼所见。他的老师和几个兄弟姐妹都死了；他目睹母亲走向死亡。对当时所有人来说，死亡无处不在，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战场。但贝多芬面对的新威胁并不一样，它是内在的衰退：缓慢的死亡，能够察觉，在命运的折磨面前无能为力。
命运将成为他音乐中持久的主题，它一直带有敌意。一定在有些时候，他耳中轰鸣，身体受呕吐或腹泻或两者的折磨，他陷入悲惨和绝望的无底深渊。除了耳聋的阴影，贝多芬承受的持续剧烈的耳鸣本身也足以让人自杀。但当能够工作时，他仍然以过去的精力，无法抑制的才华和自信投入工作。他用超常的忍耐力和勇气面对超常的痛苦。他需要变得强大。
除了死亡本身，耳聋是音乐家会遇见的最恐怖的事。这很容易理解，很难忍受。 在第一次打击之后，他过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治疗，只能逐渐陷入失聪的境地。他能当演奏家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很正常，他没有马上认识到这点。很正常，病人不能看到未来。
后来他说听力问题在平时困扰他最严重，在作曲时最轻微。沉入出神境地时，他可以屏蔽耳中的喧嚣，仅仅集中精力于他在钢琴上或头脑中构思，在乐谱上起草的内容。1799年他并不开心却创作丰富。年初他在第二本草稿本上写满了一首F大调弦乐四重奏的乐思和手稿，它最后成为罗布科维茨大公委约的曲集的第一首。一页又一页，他为一个不断出现的音型起草各种变奏，写出一个几乎是单一节奏的第一乐章，他在之后的作品中经常如此。
他的作曲过程是键盘上的即兴演奏和抓起一支羽毛笔在他放在钢琴边的桌子上的谱页上勾画的交替。无论天气如何，每天他要来一两次沿着城墙的快走，他的脑中充斥着音乐，他急急掠过古老的宫殿和堡垒，在维也纳四处游荡。
这就是他的创作节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即兴演奏，在桌上打草稿，外出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