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又面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讲过，人家有原子弹，我们只有手榴弹，我们也要向这一方面来进行。1954年秋，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一一地质部在广西杉木冲发现了铀矿苗头!很快苏联专家与工作人员迅速把铀矿标本从杉木冲带回了北京。情况刚一报告上去，上头就让刘杰亲自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详细汇报。得知发现了铀矿苗头，毛泽东提出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周恩来打电话找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杰，让他第二天就带着“宝贝”来中南海见毛主席。刘杰乘车抱着一个铝箱，如约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菊香书屋，当时在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众目睽睽之下，刘杰有些紧张地打开铝箱，然后拿出一块红绸布包裹的东西，再打开，一块拳头大小黄中带着无数绿点的石头，出现在毛泽东等人眼前。众人端详一阵，都很兴奋。毛主席激动万分，感叹道，我们中国这么大怎么会是贫铀国呢，为了尽快造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找到铀矿。
为了这个事情，在1954年春天成立了一个秘密机构——全国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任务就是寻找铀矿。为了保密，主要是由军队来开展前期的准备和具体工作。探矿工作主要集中在新疆、广西、湖南、江西等地。从1954年冬天开始，由朝鲜战场换防下来的军人、科研院所的工程师和多所地质大学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组成数万人的探矿大军，在湖北、湖南、云南、广西、西北的大山中，开始大规模寻找被毛泽东称为“决定命运”的铀矿。1955年8月，中南309队第四航测队发现衡阳大堡铀矿区，随后在面积约8.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地质勘探。
1956年，中苏签订“第三协定”，拟在衡东县大浦建设铀矿山，代号712矿。同时紧急从部队选送一些苗子去集中进修培训，不断壮大寻矿队伍。1955年春节刚过，为了原子弹找矿铀，在全部队筛选文化基础好、根正苗红、年龄小的干部去中南矿院学习，主要专业有五个：矿山地质、矿山机电、金属矿地下开采、选矿和冶金，都是与勘探采矿有关的专业。
被选调的学员罗崇照说，我原来入伍时在49军146师炮兵团。1950年初，师主力部队一部分被重新组建派往广西地区剿匪，另外一部分主力继续南下，后来（大概在1950年10月左右）有一部分被紧急抽调增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月49军番号撤销，1952年6月146师改编为炮兵第5师，438团入朝作战。因为当时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1950年12月，解放军成立工兵领导机关。1951年3月，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司令部，统一领导全军工程兵部队的建设，随后逐步统一全军工程兵部队的编制，建立各级工程兵院校和科研设计机构。
1952年12月，全军工兵部队划分为隶属总部、军区的独立工兵部队和隶属军以下部队的队属工兵部队。我因小时候长期食不果腹，身体瘦弱，加上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但我是我们部队念完完全高小为数不多的青年战士，国家需要建设的地方十分缺人手，正好军以下部队的队属工兵部队抽调人手，因为49军番号撤销，全师也在整编，我毫无疑问地被调走，成为队属工兵部队的一员。后来听说陆续有从广西剿匪撤回的部队整编为铁道工程师（团）入朝作战。因为我们部队承担的是开山、筑路、采矿、爆破等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成为军旅生涯的一大遗憾。但是命运又安排我成为第一批寻找被毛主席称为“决定命运”铀矿的探矿战士。
罗崇照说，由于我出身三代贫农、入伍前上过完全小学，加上从朝鲜参战换防下来的部队集中抽调了500名通信战士到矿山增援，陆续被分组到了各个找矿部队。我被临时安排在队里担任通信机务代理排长，是部队领导看好的培养对象，也正是因为这次被选中去中南矿院学习，导致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次脱军装。入学时我学的是地下矿勘探与开采。
当年仲夏，大家还在加班加点紧张学习，就听说了309队于1955年9月在湖南江西一带的花岗岩中发现了铀矿。由于铀矿地质勘探工作推进力度很大，摊子铺得太快，为了尽快获得供原子弹研究急需的铀235，中央紧急决定部分参与找矿的部队就地集体转业，转入铀矿开采生产及粗加工。因此，1956年春节前夕，5矿部队这一批选送的准“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在学校脱了军装，虽然对外的身份是保密的，在学校也一直没有穿过军装。1955年10月受衔时所有学员还在学校，分别授予了少尉中尉军衔，现在连见都没有见过，就脱下了军装，成了很多人的终身遗憾。不过幸运的是，后来整个国营七四三矿留下的人在1972年又集体转为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重新穿上了军装，隶属于基建工程兵203师。
1955年9月，由于309队部队发现了铀矿石，样品很快又被送往北京，毛主席激动万分，当场指示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找到铀源，加快开采速度。毛主席一声令下，各找矿部队迅速被调整为工程兵5矿，指挥部设在离长沙不远的衡阳，部队很快化整为零，一部分人继续穿梭在湖南、广西一带的大山之中，而另一部分人被抽调到长沙进行秘密培训，主要是探矿、采矿、选矿、提炼等专业学习。所有被抽调的学员骨干也由战士提升为干部，因为没有具体职务，待遇暂时定为排级。
罗崇照回忆，1958年8月下旬， 在矿院毕业后从长沙回到衡阳，到中南矿业公司人事处报道，开始正式工作，受领的第一个具体任务是带领一批从农村招来的学徒到江西南部的一个矿山学习。当时中南矿业公司所属的各个矿山，包括湖南五矿，都还刚刚组建，基本建设和培训工人正在同时进行，投入生产为时过早，培训回来的技术人员暂时还不可能从事本人所学专业。领导对罗崇照说，生产、技术部门暂时还用不着你，你就先在劳动人事部门工作吧，主要任务就是培训新招收的工人学徒。
罗崇照说，那年过了国庆节，我一个20多岁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领着几十个同样年龄的刚从农村招来的男女青年，带着国家和领导的重托还有矿山的希望出发了，要到我和我所带领的这群男女青年都感到陌生和遥远的赣南山区去。从衡阳到赣南，先要乘火车往南到广东韶关，再转汽车到赣南我们所要去的矿山。那些青年男女，生长在农村，从来未出过远门。坐上火车，开始是兴奋和好奇，一进湘南，通过几个长长的隧道，转而变为惊奇和害怕。一路上，徒工的吃饭、住宿和安全都要我一人主持和操心。也许是在学校培养了我的胆量和组织能力，居然把他们顺利地带到了目的地。
当时部队刚刚集体转业不久，一切依然遵从军事化管理，按照出发前已经拟定的工种培训方案，我对他们一一作了分配，安排到了各个工区或车间，按培训单位的意见指定了各自的师傅。有的学铸造，有的学电工，有的学爆破，有的学掘进；有的在车间，有的下矿井；有的在热闹的矿部，有的在艰苦的山上。也许是大家不了解情况的缘故，分配工作并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可是，不到一个星期，问题就来了。要求更换工种和地点的纷纷找上门来，理由可以说一大堆，其实未说出口的只有两个字：“苦”和“累” 。
我无权给他们任何人改变工种，培训单位也不同意更换学习地点。不管你怎么吵怎么闹，我是以不变应万变，讲了大道理又讲小道理，讲了将来又讲眼前，讲了矿山的需要又讲个人的利益，真是苦口婆心。总之一句话，就是要他们“服从分配” 。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到锻炼的。艰苦工作的结果，我又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大部分徒工被我说服，安心地在分配的岗位上学习；一部分虽然还不十分乐意，但也能做到“组织服从” 。最不满意的是，到底有一名学掘进的(凿岩工)徒工未能被我说服，经请示单位领导，允许他离开了矿山，发给路费回老家去了。
除了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外，还要管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为了便于工作，我也住在学徒人数较多而生活艰苦的山上。我经常深入工区，与学徒及他们的师傅交谈，了解学习情况。单位寄来的经费和补助布票由我集中掌握，每月给他们发放生活费，谁缺衣少被，就用国家提供的补助布票为他购买衣被。带完这一批学徒之后，我又带了第二批学徒，地点还是在赣南地区，只是改在另外一座矿山。在第二批学徒中，除湘南一带农村来的外，还有1959年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复员退伍军人，他们大部分是四川人。其它工作虽然一样，但思想工作的难度因人员的不同，更加复杂了一层。他们之中，不但有共青团员，也有共产党员，当时我还只是团员，还没有入党，但我利用他们是党员的这些优势，发动他们帮助我的工作，也还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第二批学徒任务完成回到单位以后，正值新年前夕，矿里领导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到河北邯郸、湖北黄石、重庆綦江等地，慰问看望了我们单位仍在那里培训的学徒工。因为大部分的工人都是我亲自带领实习培训，比较熟悉情况，回来后领导就让我留在湖南5矿劳动人事科从事劳动工资计划统计工作。这个工作每到月底月初或年底年初都是最繁忙的。为了按时作出报表，我总是加班加点，力求减少差错，做到数据准确，报表整洁。月月都摆弄那些工资表格，全矿三千多人的姓名，不知道多少遍从我眼前通过。
那时矿山职工由三部分人组成：老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是从全国各地企业抽调来和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新工人是从湖南农村招收的，第三部分就是志愿军回国转业退伍的。我面对三千多人虽然不可能一一认识他们，但只要看到或说出某一个人的名字，我就能判断出他属于哪一部分人来，准确率不能说100％， 但至少也有90％。所以，我的科长（集体转业前是我们营政委），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以至到1961年我想报名第二次参军时，他还因舍不得放人而故意阻挠过，差点没有去成。
1958年开始，蒋美狼狈为奸，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国家也加大了备战任务，连续几年加大了征兵人数。到1961年，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村休养生息，国家决定暂停在农村招收新兵，而改从城镇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中，招收知识青年入伍。记得当年雷锋也是由工人直接参军入伍的。
没有上过前线打仗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再次回到部队去前线参加战斗是我内心的一个期待。期间，我曾经有过两次报名应征。 第一次是1961年3月，海军南海舰队驻湛江某部前来招收属于1960年度的、名额不多的补充兵源。在体检、政审合格，甚至接兵部队干部与我见面谈话以后，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县兵役局(现称人武部)的同志通知我，考虑到我们矿山是国防重点建设单位，正需要人手，部队需要的新兵又不多，因此取消了分配我们单位的征兵名额。这次我未去成。
1961年7月，又遇海南军区到矿山所在地征兵。因名额太多，只好给我们矿下达了征兵任务。我说服我的科长，使他放弃了因舍不得放人而设置的阻挠，同意我报名应征。体检、政审自然不成问题，当时我的真实年龄早已经超过了法定的21岁，因为自己管人事，所以对部队招兵的同志声称自己还差一个月就是21岁（法定的新兵最大年龄）。最终我与同矿的20名青年一起，再次成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这20名青年中，除我 和运输科的一名汽车助理技术员是干部外，其余18名同志都是各工区、车间的工人。当然，因为我们矿是国家尖端保密单位，入伍时，给每个人的身份和档案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出发前，科长还对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保密教育，主要就是嘱咐从矿山这个地方走出去，打死都不能说自己和单位曾经的一切。这也为我到部队后闹出一系列“新兵传奇笑话”埋下了伏笔（全师只当了7天新兵就当副班长，只当了一个月兵的新兵，就从列兵连跳两级提升为上等兵，直接从士兵提干，不到一年成为特等射手荣立三等功两次，但两次参军都与少尉军衔擦肩而过自始至终未能带上军衔的干部）。
1961年7月底，我们乘火车闷罐车从衡山出发，于8月1日达到湛江，住在离海边不远的一所学校里。开饭的时候，一名军官 给我们讲话，除了欢迎一类的话外，特别提到，今天是大家到部队后第一次过建军节，可是我们没有什么好的招待，请大家原谅。讲完话开饭。一个班一小脸盆菜，一大半是老掉牙的炒空心菜，一小半是炒小盐鱼，一桶米饭，只有一把饭勺，12个人轮流盛饭。那时我当临时新兵班长，年纪是他们的大哥，只好放让。我总是等他们全部盛完后自己再盛。等我盛的时候，第一个盛饭的人已经吃完第一碗站到了我的后边。我知道我不可能再有第二碗了，只好满满地盛一碗，吃个半饱就行了。
第二天，从湛江港一个海军基地乘军舰前往海南。第一次乘坐舰艇，乘风破浪，虽然好奇，但舰艇颠簸，使人头晕恶心。幸亏是晚上行船，我静静地躺着，让心脏有意识地与舰艇随波浪上下同步起伏，才算没有呕吐。舰艇沿海南岛东海岸线行进，经过一小段公海，于8月3日达到三亚榆林。在榆林海军基地的一个操场上，海南陆军各师、团都来了接兵干部。按照名册，连人带档案一一交接，我被分配到132师394团。
我们乘坐几十辆军用卡车，沿海(口)榆(林)中线北上。一路上，公路两旁的群众欢呼鼓掌，有的还往卡车上扔香蕉、荔枝等水果，第一次经受了“军民鱼水情”的感觉。车队曾在一片橡胶林旁休息，我摘下了一片橡胶树叶子，把它作为书签使用，差不多40年了，至今还珍藏在我的书页里。
我们部队驻扎在海南通什以南属保亭县管辖的一个叫畅好 的地方。新兵以营为单位，每营编成一个新兵连，我分配在394团炮营新兵连。每连配有连长、指导员，各排配有排长，正副班长在新兵中产生，我仍然担任班长。新兵的训练无非就是一些基本科目：立正稍息、队列行进、原地转向、齐步、跑步、正步、立定、敬礼、军容风纪、整理内务等等。这些科目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不在话下，每到测试，一次通过，成绩优秀。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就这样轻松顺利地过去了。
新兵训练结束之后，大家统统授予列兵军衔成为正式军人。我被分配到炮营120迫击炮连指挥排侦察班，当了一名炮兵侦察兵。指挥排两个班，一个通讯班，一个侦察班，侦察班四个人，两个老兵，两个新兵，班长是广西人，老兵是海南人，我是湖南人，另一个新兵是广州人。正象毛主席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侦察班有两个仪器，一个叫炮队镜，一个叫方向盘。炮队镜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支架的、视觉范围更大的、观察距离更远的望远镜，而方向盘就是经过改进的、更适合于观察炮弹落点情况的经纬仪。排长分配我使用和管理方向盘。一个方向盘，一支冲锋枪，成了我的手中武器。新兵一到连队，我们就进行了手榴弹实弹投掷、冲锋枪实弹射击和炮兵侦察兵业务训练。最后测试时，因臂力不佳（第一次集体转业之前一直是我的弱项），投弹只得了及格，实弹射击得了良好，炮兵侦察业务是进行方位物目测，绘制方位物地形图和操作方向盘实地观察，这些在矿院学习时，在制图学和测量学中学过并操作过，难不倒我，所以得了优秀。
特别是绘制的方位物地形图，精巧、准确，好像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当时负责专业训练的副排长看了赞不绝口，直接向连长推荐我为副班长。连长又考了我很多其它爆破、地图方位判识等与部队行军打仗相关的问题，因为这些知识在以前部队集体转业前也经历过，但是又不能说破，只能一一耐心回答，连长非常满意。最后又问了我关于炮兵电台的一些知识，我也如数家珍（他幸亏不知道我以前抽调到5矿工程兵时就代理过机务排长），感觉很多地方比他这个连长还老练，为了确认自己的怀疑，又深入交流了好几个问题，最后当场直接任命我为副班长，负责全队方位物地形判识和标绘教学，并口头宣布从下个月开始提升为上等兵。
因为我们参军时5矿是国家尖端保密单位，入伍时，给每个人的身份和档案也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出发前，科长还对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保密教育，主要就是嘱咐从这个地方走出去，打死都不能说自己和单位曾经的一切。因此，我们的学历背景和原单位经历等信息，部队并不知情。一个月之后，我就被破格提升为上等兵。相当于只当了一个月兵的新兵，就从列兵一跃成为上等兵，我不知道全团当时还有没有，但全营只有我一人，那是肯定的。之后的一年之内，我先后拿下“特等射手”、“五好战士”众多殊荣、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等功勋荣誉，这在许多常人眼里是觉得十分神奇的事情。
五好战士证章
特等射手证章
到了1962年，全军再次进行整编。我团炮营被撤消，缩编为团属独立炮连。我留在独立炮连，任一排一班炮手。整编后，120迫击炮由团属骡马牵引的炮种改为师属机械化(汽车)牵引的炮种，团属独立炮连装备的是由人员携带的82迫击炮了。
那时，军队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暂时困难时期，不但每人每月主动减少两斤粮食定量，而且每年安排一定时间从事农副业生产。我们连队有专人养牛(食用的)，炊事班有专人喂猪、养鸭，每班有一人专门种菜。除此之外，全连还接受了团、营下达的花生、木薯、旱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任务。于是，砍树烧荒，挖地下种，管理收获，虽然是靠天吃饭，不要浇水施肥，但从早到晚，十分疲劳。
特别是种花生，海南一年两茬。气温高，湿度大，到时不收，成熟的花生就在地里发芽。一边收，一边又要赶紧种。抓紧生产，还是有一部分花生在地里发了芽。收下来的花生如遇天雨，一时晒不干，又有一部分发芽。人们常吃豆芽菜，我们那时却天天把花生芽当菜吃。收获的花生用于榨油，收获的木薯、旱稻当粮食。加上山上有牛，栏里有猪，塘里有鸭(生蛋)，地里有蔬菜，连队生活比起参军前在5矿时要强得多。不但打破了“蒸钵” ，吃饭不再定量了，而且每个星期还要蒸包子、包饺子、加菜“打牙祭”。
在我们部队，从师部到连队，都没有正式营房，都是住的战士们自己盖的茅草房。战士们在山坡上平出一块地皮，从山上砍来木料作梁、柱，割来深深的茅草，编织成一块一块的草帘，盖上房顶，用竹木织成篱笆，糊上泥土当墙壁，挡风避雨，再支起几根木头，铺上竹垫作床，战士们的营房就大功告成了。用同样办法，又盖起连部，盖起厨房和食堂，盖起军人俱乐部，“连队之家”就在深山沟里落成了，战士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军事训练，从事农副业生产。
因为我在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中表现突出，成绩卓著，入伍不到一年，因获得“特等射手”荣立二等功一次、因因被评为“五好战士”和营救同志获分别得三等功两次。1962年6月就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月再次荣立了三等功一次，军衔提升为下士，还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至于平时的连队嘉奖，更是多次获得。
但是期待中的战场杀敌始终没有到来，反而是海岛枯燥乏味、条件艰难的生活让部队官兵需要更多的精神粮食。1963年2月，我离开了火热的连队，被调到团政治处任图书广播员，军衔早已提升为下士。我挑着图书箱，翻山越岭，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给战友送去精神食粮。
期间我多次参加团、师战士业余演出队。1963年底又参加广州军区五指山战士业余演出队，代表基层连队，赴京汇报演出，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再次荣立二等功，军衔从下士越过中士直接提升为上士。
1964年1月，入伍还不到三年，我正在五指山战士业余演出队在京演出期间，被提升为团政治处书记 ，相当于一个排级秘书吧，但军衔还是上士。后来，团领导意欲提我为政治处干事，但提政治处干事，按规定要经过连队排长一职锻炼。因此，我又下到二营六连四排当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排长，只不过在连队的时间很少，不是借到团部筹备建团20周年庆祝活动，就是借到师部或军区参加战士演出队活动。当书记、排长期间，虽然已是干部，但军衔还是上士，那时叫军士排长，仍然享受战士的生活待遇，但每月津贴费由7元提到了18元。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我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万分，从49军入伍到309队到中南矿院学习再集体转业5矿，从各矿山工作，再到五指山二次入伍，一切过往历历在目，心中充满了自豪。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也出过一份力，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196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决定，所以我始终没有佩戴过军官军衔。1965年10月，我被任命为394团政治处干事(那时干事、参谋不定职，一般认为团部的干事参谋为连职) 。这个职务我还刚刚开始，任职不到半年，组织上就调我到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学习，后又留校工作，从此离开海南，一别就是30多年，再没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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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对抗从未停止，可能还将持续发展。为什么中国可以取得这些成就？为什么中国会受到欧美打压？其背后的历史真相会告诉我们一切。因此，一直有一个愿望:写一个关于“两弹一星”的系列连载。真实地写，写出事情全部的真相。当然，我知道这非常难。因为当年
参与建设和实施这一伟大工程的人员现在健在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各种资料档案在历次军改过程中早已消失，只能凭借一些历史档案、人物传记和当事人零散的记忆口述了。名字暂定为《大国命运:核武风云》，看看能不能用一年时间码出来。希望各位看官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