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叔向、晏婴三人分属三国，他们各自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在春秋时期的舞台上纵横。正是他们三人的功业，使得当时弱小的国家有所依靠，因为战争杀伐减少，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因此说他们三人是当时政治上的主导人物也不为过。
三人同为执政大夫，皆属士族出身，其中叔向与子产为其国同姓卿大夫，而晏婴则为齐国的异姓卿大夫，这其中微妙的身份区别，致使他们对于国家有不同的态度。
《东周列国·春秋篇》晏婴剧照
纵观春秋时期，执政大夫事君谋国，莫胜于子产，其为人，《论语·公冶长》中说道：“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于鲁襄公十九年为卿，从政之初，正逢晋楚争霸最激烈的时期。宋国、郑国两国处于两强势力交界之处，形同两强俎上肉。
因此，以郑国之弱势，当强横之晋、楚，晋国胜则归晋，楚国霸则从楚，疲于奔命。对外，已经十分不易，然而对内，则更是为难。郑国公族“七穆”骄横，子产一系不过是弱族而已。由鲁襄公十年至三十年，这二十年间，各家族间互相倾轧、斗争激烈，当时子产已经为卿，然而他施政全力对外，对公族之间的是非，毫不过问。
子产对外功业彪炳，鲁襄公二十二年对晋国征朝、二十四年寓书劝晋国范宣子轻币、二十五年以入陈之功献捷于郑、二十六年主张不御楚寇等等，以贤达著名于郑。
子产治国
所以子罕以子产之贤，将执政的位置让与子产，子产既握有权柄，遂将全部精力投入重建郑国中来。
子产执政后的政绩有：
一、运用政治手腕，安定强族，讨平国内骄横之公族，以辅国人。
二、从事四大建设：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
三、作丘赋、增加赋税，充实军备。
四、铸刑书，以法治代替礼治。
子产从政一年，内政以修，外患以平，国家晏然称治，诚为当时政坛上有担当的一位执政大夫。
叔向是晋国的外交家，又是晋平公傅，在晋国享有很高的地位。由于晋国为当时的霸主，许多记载叔向的资料，都是关于外交场合之中的言论，很难具体地交代他的从政成绩。不过，如果将其言行与子产、晏婴相比较，他应该是当时保守派势力的代表，也是以礼著称。
《东周列国·春秋篇》晏婴剧照
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晏婴、叔向、子产，毋庸置疑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注意到，晏婴、叔向、子产都是以坚持礼制的态度，来维持其既有权势的保有，为了对抗外在政治环境的不断变迁，他们将礼制视为不可动摇的根基。
事实上，对于晏婴、叔向、子产三人而言，礼是无处不在的。在外交会面的场合、祭祀的场合、丧葬的仪式、政治上的封赏甚至于安定政局，都是礼的范围。
郑人铸刑书，这是礼制的崩坏。在这一年，叔向给子产写了一封信。我们都知道，铸刑书是时代之趋势，避无可避的，而子产只是高瞻远瞩地先行预知了这个未来的趋势，所以就公布了刑书，也引起维护传统礼制者的一片讨伐之声。
子产铸刑书
子产难道不晓得会因此受到支持礼制者的谴责吗？关乎子产对叔向的回应，可以明显地看到子产在做这个决定时，已经知道抛弃他过去的“习惯做法”，必然会引起属于礼治一派的非难，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做了这样的决定，这是为什么？
子产其实有不得不实行法治的苦衷，在当时还没有铸刑书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惩处方式来规范那些犯了罪的人，子产在治理国家时注意到了郑国的各项问题，礼已经不足以解决这样的情形，所以子产选择了法治。
对于叔向而言，子产背弃礼治的行为，他是完全无法谅解的。礼对于叔向来说就是：“政之兴”，礼贯通了所有政治问题，并且可以解决任何的政治争端。由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叔向的记载看来，要叔向认知礼无法含括现实人生所遭遇的全部问题，是很难的。
史书中的叔向，就人品而论，既不贪也不狠，也不奸诈，他勇于把自己的观点直接表达出来，以至于连季札都劝他要少讲话，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这样的人必定对自己认定的事实相当坚持。
《东周列国·春秋篇》晏婴剧照
子产、叔向同属公族出身，国家兴亡，如同家室兴衰，彼此唇齿相依。晏婴则不然，他是齐国的异姓大夫，与齐国公室之情感，当然比不上子产与叔向对郑国、对晋国，这使得晏婴虽然重视礼，可以定家国却又无法贯彻。
上有齐景公这样的昏君，下面又是民生困苦的黎民百姓，又屡屡面对“不用则去”这样的困境，晏婴虽然力行礼治，却发现不能完全依赖礼来规范、约束整个国家。因此，他借用管仲法治的观点，如此一来，虽然使得礼得以顺利推动，然而礼却沾染了法的强势性，不再温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造成了礼逐渐丧失其原有的本质，终导致礼制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