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诗穷而后工。关于作家的创作成就与其命运的关系，早就为我国古代的学者所注意。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总结前人著书的规律说：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人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他认为，历史上的著名作品都是作者在逆境中发愤而作，作者为生活遭遇所感，胸中郁积了悲愤不平，无人理解，无处告诉，于是便发而为文，借以抒泄怨愤。 宋代欧阳修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又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
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兴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穷而后工”意味着；一个作家只有经历过痛苦不幸，“意有所郁结”，才会获得强烈的创作心理动力和才能，才有时间雕章琢句写出有特殊感染力的作品。于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被欧阳修发展提升为明确的关于文学家的痛苦不幸与其创作心理动力和才能的特殊关系的命题。 “诗穷而后工”说提出后，这一观念在文学家、批评家的诗文中广为流传。对这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
其共同点都在于认为：文学家的不幸遭遇与创作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不“穷饿其身，思愁其肠”是难以道出感人之言的。 纵观中国文学史，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蒲松龄、曹雪芹，哪一个伟大作家不是生活坎坷，抑郁愁苦，而在文学创作上都又有着光辉灿烂的成就？可见，“诗穷而后工”是一个普遍的艺术创作规律。
我们看，田放也符合这一情况： 她小时因父母没有工作，一家人过着极为拮据的日子，从小就使她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十几岁时，曾患过一场重病……，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天津，她又被炸断五根肋骨，险些危及生命。
结婚后丈夫患有严重疾病并多次发作，使她饱受痛苦和煎熬。她在《有这样一个女人》诗中自画像地写道：“她像一缕剑麻/生长在古老的岁月/任沉重的车轮从胸口轧过……”后来调到天津科技大学，工作上虽然有了改善，但个人生活，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却郁郁寡合，至今仍然是居无定所。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却成就了她的诗歌创作。这不幸的遭遇也成了她诗歌的主要内容。
“论金钱/我是一个乞丐/论真情/我是一个富翁。”这就是她内心的独白。 如果你能去掉“文人相轻”的坏毛病，虚心地读一读田放十几年前的诗集《太阳树》、《太阳梦》，就会发现，田放的每一首诗都很沧桑。绝不是那些志得意满的、风花雪月文人所能铸造出来的· 伟大的作家与生俱来就是理想型的，一般怀有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陶渊明和李白就是突出的例子。
他们生性敏感，在人们尚安于现实时，他们就悟到现实可危，他们即使本身并未遭受物质的困厄，也会因现实与理想的差异而引起内心冲突和不安，或因目睹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而愤激。因此，往往比常人更容易受到现存文化状态的压抑和磨难，导致作家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不少伟大的作家其精神气质和人格特质就是焦虑性的。 焦虑往往导致作家苦心的构思。
现代心理学的许多研究成果证实，焦虑状态在艺术家身上经常出现，它有碍于科学创造，却有利于艺术创造。这种焦虑表现在艺术里，常常不能用生活中的道理来解释，但这样的作品往往更为动人，而且焦虑愈强烈 ...
所以，对于作家来说，多难兴邦，任何的苦难都不是坏事，有助于写出更加深刻动人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