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由占筮术转化为哲学
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浪潮中，充满了进取，人世的人文精神，为“易”向世俗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在春秋时期，史官以世俗文化解释《易经》的风气逐渐影响到一般知识阶层。如《左传》记载着庄子引师卦初六爻辞论证军队纪律的重要性，郑国子产引复卦上六爻辞说明君主为政之道，这些都是不经占筮而直接引证《易经》文辞入论的例证。
在“学在官府”的状况下，尽管“易”出现了向世俗哲学发展的端倪,然而由于其隶属于官府文化的上层巫术，因此，它的主要职能仍然是沟通天人关系、预测吉凶，仍然不能超脱巫术的桎梏。使“易”进一步发展为哲学，就必须打破官府垄断文化的局面，使学术下放，将《易经》和世俗社会中富于人文精神的诸子学说相结合，进而完成其哲学化的过程。
春秋末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开门授徒，提倡“有教无类”，首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状况.使包括“易”在内的上层文化走向民间，为“易”的进一步哲学化创造了条件。并且，孔子较为突出地把《易经》看做一部立身处世的道德教育书。《论语》中有数处谈“易''，均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予以阐发的。孔子重人事、远鬼神的治学态度对后世学者儒家以人文精神解释易理有重大影响。
战国时期，《易经》的哲理因素被诸子广泛重视，引“易”入论蔚然成风。“易”于此时方真正开始由上层巫术向世俗哲学转化。《系辞上》对当时知识阶层重“易”的态度作了这样的描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经》已不拘泥于原有的占筮作用，人们对它的文辞、变动规律、卦象体系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战国末期的儒家学者荀子不仅广引“易”的圭卜辞、卦象比附人事，而且提岀了“善易者不占”的论断，这反映了当时学者普遍的治“易”态度，说明《易经》的占筮职能在学术界已退居到次要地位。
在诸子百家中阐发易理最为精彩，并最终完成《易经》哲学化的是儒家学
者。从当时的思想界状况看，也只有儒家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其原因简单说有三:成书于西周并反映西周社会思想的《易经》与推崇西周文化的儒家说有着内在的契合性；道、墨、名、法、阴阳诸家学说均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与《易经》的宇宙、人生思想有抵捂之处,不能将之发挥为与自身学说相协调的宇宙哲学；在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儒家学说在宇关观上是一个空白，因此有体系不完整的缺陷，《易传》作者将《易经》发挥为带有儒家色彩的哲学体系，正是出于填补这一空白，完善儒家思想体系的内在需要。
综上所述，《周易》从占筮巫术向哲学的转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易经》成书后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史官以世俗文化解《易》，开启了《易经》人文化、世俗化的端倪，这是转化的酝酿阶段;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以儒家学者为主的诸子治易成风，这不仅深化了《易经》世俗化、人文化的程度，且将之推向世俗哲学的轨道，这是转化的开始阶段;从战国中期到西汉初期，“十翼”陆续完成,也这是转化的完成阶段。
《易传》作者们将与鬼谋的“易”变为与人谋的“易”，构造了多层次二分法的宇宙化生论，论述了以日新、生生、有为、尚刚强为特征的天道观，建立了以宇宙哲学为根基、以人生问题为核心、以政治人伦为功能的泛哲学体系。《易传》对《易经》的解释在后世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两千年的封建祭祀中，儒家学者们在研究《周易》或建立自己的宇宙哲学时，只能对《易传》所作的解释有所侧重、有所损益，而不能抛开《易经》的思想去独辟蹊径。
《易传》虽然包含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毕竟是和《易经》占术性质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21世纪的学者们认为:《易传》赋予《周易》的人文精神和哲学宇宙论意义，反映了华夏先民智力的进步，东方特色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成熟和宇宙论模式的定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