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国际社会所发生的经济和社会事件，不论是曾经呼啸而至的金融危机还是眼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都深刻凸显了人类命运互相依存的本质。从传统利益观来看，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曾被认为是一种排他性的零和关系，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人们对共同命运和利益有了新的认识。在此背景下，人们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有了更深刻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众所周知，文明与文化的物质载体是语言，语言和文字标志着文化和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勾画了人类共同命运的生动图景。作为文明的纽带与钥匙，人类语言的差异是否能探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困惑？人类语言的共性是否能为破解这些困惑发掘新的视角？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对我们孜孜不倦地寻求共同价值、实现共同命运又有什么影响、发挥着什么作用？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90年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里提出，“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还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正如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可以说，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汉语言文字是滋养中华文明的生存土壤，汉语言和汉字凝聚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以拉丁语系为承载的西方文化差异巨大，如何调和语言、文字差异所产生的文化与价值的矛盾与冲突？
面对语言与文字差异，我们应该既有世界眼光，站在中国立场，也有人类胸怀。最重要的是，在民族复兴进程中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视汉语言文字的建设工作。我们国家一直有这一优良传统，远溯秦始皇的“书同文”重要政策促进古代汉语的形成；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开始就把语言文字作为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重要环节。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国务院下令编写以语言规范为目标的《现代汉语词典》。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刘丹青指出，这些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几年展开，卓有成效，对我国语言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面对语言与文字差异，重视汉语言文字的建设工作，就要用精准翻译传播中国概念、传递中国声音。近年来，中国方针政策、政治理念等对外输出日益频繁，传播方式趋于多样化。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国内出现了大批的新词语，新术语；党中央经常提出一些鲜明中国特色、丰富理论内涵、传播效果极佳的新概念、新提法、新表述等，这些术语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方面面。在中国理念对外传播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必须加速中华文化外译进程，只有真正权威准确的翻译才被认可和接受，要使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理念的丰富内涵，才能有效传播中国理念。
面对语言与文字差异，重视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建设，就要充分利用出土文献系列成果深化对汉字的研究，依据出土文献不同时期的原始汉字样本，推进历史悠久的汉字学研究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汉字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表征，汉字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汉字研究既是汉语文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正如著名文字学专家黄德宽所说，要推进汉字学研究取得突破，关键还是要依据出土文献资料。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原始刻划符号、殷商甲骨文到近代汉字，一系列出土文献资料重见天日。充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开展汉字研究，是当前和今后汉语言文字研究和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研究的重大任务。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时，引用并指出，“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因此，在面对语言文字差异的现实时，我们不光要美人之美，各美自美，做好我们的汉字研究和外译传播，还要能够调和各种不同的差异，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差别中求统一，多样性中求一致。小到烹饪菜肴，大到文化交融，都要在和谐共存的关系下，才能呈现更好的状态。那么，如何差别中求统一呢？
首先，既有本土意识，也有国际视野。中国近代200年来的文化进步，都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下，不断吸收和学习西方思想，另一方面汲取传统思想的营养，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或者学术体系。比如，我国语言文字工作从一开始就面对尖锐的中外关系，比如拼音方案是采用民族注音字母形式，还是拉丁文西化的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有很多争议，最终选择了拉丁化。很多人希望用注音字母，即用偏旁改造的形式来构成拼音，但是国际化视野占据了优势，最终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但在国内广泛推进了语言文化事业，也极大地便利了国际交流与应用。
其次，既要努力吸收，也要锐意开创。著名语言学家袁毓林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时，直言在中西文化激荡背景下中国语言学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中国语言学和中国语法学在国际舞台上失语——国际语言学论坛上没有我们的声音。同时他认为，应该摒弃争论，未来的路就在每个人脚下。只要我们不断学习新知识，面向语言生活和社会应用，一方面采纳西方不时传来的新方法，一方面努力发掘汉语的特色；坚持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基于汉语的历史、方言和大量少数民族语言的事实，进行沉浸式调查和多角度观察；以世界语言的共性和差异为背景，锐意提出新的见解，容许不同的学术见解共存与竞争，汉语语法研究就会不断进步。
最后，既要共同进步，也要领先一步。当前科技的急速发展，人类已经生活在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中。语言的差异引起文化的隔阂和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如果能在未来解决语言差异带来的直接误解和困扰、进一步调和文化隔阂，就能使表达和获取信息更加简单、便利，帮助人们相互理解，为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走出最基础的一步。当下，借助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进行跨语言的理解交流，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语言智能被称为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因为人类语言是知识和思想的载体，人工智能的核心是自然语言理解和处理。语言学可以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自然语言处理、自然语言生成等四个方面助力人工智能，让机器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语言，早日突破语言的限制与差异，消除语言隔阂，调和价值和文化矛盾，探寻语言智能未来之路。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各美之美”“和羹之美”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仅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还要实现世界文化共同繁荣。前两节我们谈了尊重各自的语言文化，求同存异，那么，如何实现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呢？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语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我们不妨将人类语言的共性作为构筑共同价值、实现文化认同的路径。著名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平克认为，尽管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拥有相同的心智结构，语言是洞悉人性的一面窗口。因为表面看来，各种语言无法互通，但在表层差异之下，所有语言拥有的都是一套相同的计算设计，包括名词、动词、短语结构、单词结构、格和助词等。
从世界文化共同繁荣的可能性来说，人类语言除了具有普遍语法特性，不同语言的特征也存在语言共性，并且大多数语言的共性表现出蕴涵（implication）关系。举例来说，人类学家Berlin & Kay为了支持语言普遍主义的观点，调查了颜色命名的跨语言差异，他们对100多种语言的颜色词系统作了类型研究，结果令人大吃一惊。首先，各种语言的颜色词分界不同，但对中心色的判断是一致的；其次，各种语言基本颜色词的等级也是相似的。所以，不但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拥有相同的焦点色，而且说不同语言的人拥有的焦点色也非常一致。心理学家Rosch的进一步研究也证明，焦点色反映了人类共同具有的感知-认知的显著性，独立于语言之外。从普遍语法到普遍认知的证明和发现，为我们找到了寻求共同认知和共同价值的可能性。
从世界文化共同繁荣的可行性来看，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语言铺路。那么，除了前文所述汉语文字学和语法学的研究、人工智能和语言翻译的开发，还应多内涵多角度地推进语言教学。这既包括中国的外语教育，也包含汉语国际教育，两者目的和功用不同。中国的外语教育旨在培养具有语言和文化双向对话能力的外语专门人才，而汉语国际教育具有多种内涵：面向留学生的汉语教育是为了让外国人通过学习汉语，了解、认识和认同中华文化；海外华文教育是为了使华侨华人子弟传承本族语言和文化；国际汉语师资是为了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和教学任务的汉语教师。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语言理解、沟通情感、融合认知、实现文化认同。所以，汉语国际教育不仅要体现汉语的语言特色，还要体现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的特色，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中华文化的特色。总之，推进语言教学，是走向对世界表达中国话语、促进共同理解、达成文化共识，并最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的可行之路。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9BYY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