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主旨
关于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视角专注于对东亚或东北亚的整体性思考，出现了多种体系说或秩序说，如朝贡体系、册封体系、天朝礼治体系、华夷秩序等。
费正清将古代东亚国际秩序解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即“中国的世界秩序”。他认为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媒介，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是“夷狄地区”“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古代中国构建朝贡体系，目的只是“从它的世所公认的文化优势中得到政治上的安全”，而周边国家接受这一制度的动力“似乎明显地与贸易有关”[1]。
韩国学者全海宗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也都强调朝贡制度在东亚世界的地位，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全海宗将中韩历代朝贡关系划分为三类。（1）典型的朝贡关系，主要表现形态为贡物和回赐，以封典为主的国家间礼仪形式关系，相互求兵及出兵，年号、年历采用，内政干涉和人质等；（2）准朝贡关系，主要包括边界及越境问题、经济交易和思想文化诸交流；（3）非朝贡关系，指两国间敌对关系、朝贡之外的和平交易及往来[2]。这些结论多来源于定量分析，就古代中朝关系而言，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滨下武志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他强调明清东亚朝贡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商业贸易行为，即使西方国家进入东亚经济圈，也需要利用这一朝贡贸易体系，因此“亚洲的近代化是以其对朝贡关系如何处理的内容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西洋化取代的程度来决定的”，“由亚洲各国、各地区成为整体共同构成的朝贡贸易体系，已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和西方发生的新的关系，顶多只能算是亚洲历史发展的契机或手段而已”[3]。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以“文化移动中心说”来解释东亚历史，他指出“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即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扩张，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扩张做出反应的历史[4]。西岛定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册封体制论”，认为册封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是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反映，在制度上是中国国内身份制度的外延[5]。
信夫清三郎则提出了“华夷秩序”，他认为这种东亚所特有的国际秩序，其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6]。中国学者何芳川也认为“华夷秩序”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7]。
华人学者黄枝连提出的“天朝礼治体系”概念，主要是从华夏礼治层面考量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以前，即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前，这里有一个突出的区域秩序，是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而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故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8]。他认为该体系构架中，中华帝国强盛的内在实力和优越的文化是基础，周边各国朝贡和接受册封是政治纽带，朝贡贸易则是经济秩序的保证。
上述对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理论审视角度不一，但目的均是希望构建一个符合古代中国人思维、逻辑性强、易于操作、可以解释古代中外关系的理论范式。无论是朝贡、册封制度还是礼治、华夷观念，其存在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它们都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因素，但是却不能包含外交实际的全部内容。众多体系说的出现本身也表明古代中国与东亚他国的交往中存在着复杂多变的动机和战略需求，很难有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能够涵盖所有事实存在的东亚国家关系，因此采用任何一种相对单向度的研究视角，都会在很大程度上简化纷繁复杂的中外关系史，使我们忽略了外交史丰富多元的内涵及形态[9]。例如在各种体系说中均以典型代表出现的明清与朝鲜的关系，虽然常常被以朝贡制度概而论之，但制度上的延续性难以掩盖明鲜关系与清鲜关系存在的实质性差异，“朝天”和“燕行”字眼充分体现出朝鲜士人对于明清易代的心理定位，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的内涵显然是不同的。
二、研究框架及内容
本书研究时段主要限定在1351年至1450年。起始时间于元朝为末年动乱之肇始，于朝鲜半岛为高丽恭愍王继位之时，恭愍王正是借助元末动乱局面展开一系列反元活动，从而动摇了元丽百年关系。下限1450年，即明英宗土木堡之变，这场军事危机是明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相对朝鲜半岛来说，恰为朝鲜世宗王统治结束之时，朝鲜完成了自建国后的一系列稳定政权、完善国内制度事宜。此时段内，双方外交关系经历了从动荡到稳定的过程，一些重大分歧基本得以解决，形成了两国后世所遵循的交往制度和模式。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将元明嬗代之际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细化为五个阶段，以重要历史事件串联起双方关系变化过程，展现外交特征。
1.1351—1368：元朝“世祖旧制”动摇与高丽部分主权恢复
元末式微，高丽恭愍王以打击奇皇后家族为契机进行反元活动，并以武力反抗元朝对其王位的废黜，元朝初次军事干预失败后没有再坚持另立新王，从而默许了高丽行为，使之获得了部分主权。此后，元朝国内战事不利，周边藩国也只剩高丽朝贡依旧，元朝遂将对高丽的控制欲望转变为拉拢之意。而高丽恭愍王的反元是反对元朝强权造成的高丽“主权丧失”“王权旁落”，并不是挑战元朝的宗主国地位，加上北有红巾军之乱，南有倭寇侵扰，高丽军事上的疲惫不堪也使其不愿与元朝对抗，双方这种共识将元丽关系转变为最基本的朝贡关系。
2.1369—1388：明朝、北元战局与高丽向背
元室北逃后尚保有一定军事实力，形成了与明廷并存的北元政权，这使得裹挟其间的高丽不得不时刻关注中原战局，以便择机而动。洪武三年（1370）明朝取得应昌大捷，促使高丽称臣纳贡。洪武五年明军岭北失利，陷入与北元的对峙局面，高丽遂实施两端外交，周旋其间。明朝觉察后施以斥责和却贡，直到洪武十八年才因收复东北的战略考虑而重新册封高丽国王，但双方的封贡关系随即因明朝铁岭立卫、高丽举兵攻辽而迅速瓦解，直到高丽灭亡，明朝没有再颁以册封。
3.1389—1397：时断时续的朝贡与渐行渐远的关系
从威化岛回军开始，朝鲜半岛实际上已进入李成桂主政时期，为确保高丽续祚，名儒李穑及高丽世子皆涉海赴明求援，却因明太祖坚持“不干涉”原则而未得到实质性帮助，高丽遂至灭亡。经过高丽末年的一系列变故，明太祖对李成桂的印象尤为不善，认为李氏朝鲜的建立不符合中国的纲常伦理，从一开始就抱着不与朝鲜密切交往的心态，而对故元辖下土地和人口的争夺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洪武末年，两国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李成桂未能获得明朝的册封。
4.1398—1424：从分庭抗礼到亦步亦趋
靖难期间，为防止朝鲜与朱棣接触，建文帝一改前政，结束了洪武末年剑拔弩张的气氛，恢复了正常的朝聘，朝鲜太宗王李芳远对建文朝的怀柔积极响应，获得册封。在双方开展的马匹贸易中，建文朝曾一度被动，朝鲜则以延缓马匹交付的态度静观明朝内乱局势。之后，作为第一个进贺朱棣登基的藩国，朝鲜因“首贺”之功备受礼遇，但明成祖在处理诸如推刷漫散军、招徕女真、拓展边疆等东北事务时是强势作为的，并没有因为与朝鲜的关系而束手束脚。面对这种形势，朝鲜不得不采取“退婴”政策，暂缓北拓计划。
5.1425—1450：明朝与朝鲜关系的稳定化与制度化
从洪熙朝开始，明朝逐步调整对外政策，处理朝鲜事务的方式也发生变化，即实施有限的怀柔。明朝减少对外用兵，向朝鲜征购马匹也相应锐减；明朝注重民生，亦减轻朝鲜的进献压力，由此明朝外交态度实现了从“威服”向“德绥”的转变。朝鲜国内也逐步将对明“事大”提升到理论高度，成为基本国策。但是明朝北疆政策的失利使得朝鲜对明朝的敬畏之心有所减弱，朝鲜重启北拓疆域计划，陆续建立起沿江四郡六镇，土木堡之变时拒绝明朝征兵，又开启迎诏礼仪争端。但这些事件并没有影响两国关系整体向平稳化、制度化发展的趋势。此阶段内，双方形成的朝贡制度、宗藩礼仪、外交状态延续到明末都没有发生重大改变，据此可以说明朝与朝鲜关系基本实现了规范化。
为了更好地表现两国关系变迁，本书还将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综合论述：
1.分歧与认同：理学思想对外交关系的内在影响
元朝中期程朱理学传入朝鲜半岛，造就了最初的高丽理学士大夫，高丽末年之所以倾向明朝，理学观念的认同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朝鲜学者在接受儒学经典及价值时，经历过调整、重构的过程，对某些观念的理解与中国学者不同，对“华夷观”的认知差异造成两国在女真问题上的争执。尽管如此，明朝与朝鲜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相较于周边其他国家更为接近，这也使得两国互相理解度更高，摩擦更少。随着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以及朝鲜统治者实施的政治上、文化上的事大主义政策，进一步引发了朝鲜人羡慕和仿效明朝的心理倾向，这种文化制度上的吸引与归依，使得朝鲜深深嵌刻着儒家文化的印记。
2.防范与合作：边防安全对外交关系的现实影响
女真、日本问题可谓明鲜关系的双刃剑。明朝和朝鲜都想控制女真，使其成为自己国家的藩属，也都希望与日本积极通好以平息倭患。同时双方也会密切关注对方与女真、日本的关系，以防有变。但现实则是，明朝、朝鲜对女真、日本政策均呈现出暂时的效果而非长久之计，两国长期受到女真侵扰，倭患也无法根除。这种客观情况使得明朝与朝鲜进行有限的军事合作成为一种可能，明朝前期两国边防合作方式主要是交换情报。
3.现象与本质：数据分析下两国关系的动态变化
明朝与高丽、朝鲜关系始终是处于动态变化的。本书就“马匹和买贸易”“使臣贡赐物品”“使臣往来频率”三项主题进行基本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以相对简单、明确的数量关系结合基本的史实描述直观地展现出两国政治关系的变迁历程。（1）明朝与朝鲜半岛的马匹和买贸易始自洪武十九年（1386），止于景泰元年（1450），这项贸易是两国朝贡关系得以维系的有力筹码，其中明朝所制定的马价反映了明朝对丽、鲜政权的重视程度，而丽、鲜筹办马匹效率则展现出其对明朝的敬畏程度。（2）朝鲜将进献事项，如进贡对象、贡物品种与数量等方面都做了细致且严格的规定，其中贡献价值量的变化体现着朝鲜遣使的政治心态。而明朝对朝鲜有针对性的赏赐更是基于政治立场的现实考虑。鉴于此，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贡赐往来可以说是一种用物品表现的、以政治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情怀。（3）明朝和朝鲜使臣承载的出使任务始终是围绕着本国既定外交方针设定的，是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本书将对双方使臣往来次数、出使任务分别进行量化、结构化分析，强调双方经营朝贡关系除了追求朝贡的道德价值外，更是出于固边安邦的现实考虑，明朝、朝鲜各自的政治需求乃是朝贡实现的原动力。
三、学界研究现状
元明更替产生的一系列制度性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如果说明朝前期的政治及社会还呈现出蒙元时期的诸多特征[11]，那么对外关系方面发生的变化却是十分显著的，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上，即从蒙元的间接统治迅速转变为朱明的朝贡礼制，这一过程主要包括元丽关系的缓慢解体、明丽关系的几经波折、明鲜关系的持续磨合三个阶段，牵涉的朝代包括中国的元、明两代，朝鲜半岛的高丽、朝鲜两代，此外还涉及日本及其源于其国的倭寇问题，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可谓错综复杂，因而引发诸多外交问题，这些外交问题基本涵盖了此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诸多特征，这种典型性使得元末明初中朝政治关系变迁一直是学界关注重点。
对此段历史的研究，日本学者池内宏可谓先驱者，他曾发表诸如《高丽恭愍王对元朝的反抗运动》《高丽恭愍王的东宁府征伐考》《高丽辛禑朝的铁岭问题》《高丽末对明、北元的关系》等文章[12]，为元明更代之际的中朝关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末松保和的《丽末鲜初的对明关系》全面讨论了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变化，涉及耽罗归属、铁岭立卫、尹彝李初狱、表笺作亲等问题，基本涵盖了此时期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事件[13]，由此建立了此问题的学术研究架构，对后来的韩国学者有极大影响。在此基础上，韩国学者亦有较多开拓性研究，如金成俊从恭愍王反元亲明政策、亲元派与亲明派对立等方面论述高丽末年与中国关系；李铉淙从威化岛回军后高丽对明政策、使节往来的目的、悬案问题的解决以及贸易方面来阐述朝鲜初期对明关系[14]。朴元熇则从明初文字狱与朝鲜表笺问题、明初朝鲜的辽东征伐计划、明初“靖难之役”与朝鲜、明初朝鲜的女真问题四方面论述两国关系[15]。上述日韩学者均把讨论焦点集中在高丽、朝鲜的对元、对明外交上，对中国的政治立场没有充分考虑。
研究元明之际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的中文专著并不多，叶泉宏的《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一三六八—一四八八）》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作品，该书参考中日韩多种文献，简略论述了元明之际中朝关系史的发展，其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了“朝鲜与明初辽东边防的建立”“明与朝鲜的海防合作”两节，认为“明朝和朝鲜皆面临北进与防倭等问题，无形中在辽东边防与海防上能建立密切之合作关系，更促进两国间的亲近和谐，进而使朝鲜事大政策的内涵更能具体落实，不沦为空谈”[16]。范永聪的《事大与保国——元明之际的中韩关系》[17]和郑红英的《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研究》[18]等著作都对元明之际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系统性论述，但重于叙述历史进程，对一些重要史实欠缺深入剖析。更多的中文著作则将元末明初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置于整个明代或者古代中朝关系史的整体性研究中，如姜龙范、刘子敏的《明代中朝关系史》，杨通方的《中韩古代关系史论》，蒋非非、王小甫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杨军、张乃和的《东亚史——从史前到20世纪末》等[19]，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元末明初中朝关系史的阶段性特征，但宏观论述使得诸多问题未能兼顾，亦未能深入展开。
相对于专著研究而言，专题性论文成果不胜枚举，在此简要介绍本书所涉及主题的研究情况，更多学界成果将在行文中予以介绍。
1.关于元明嬗代之际两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学界研究指出，元明两朝对待朝鲜半岛政策存在明显差别。元朝与高丽关系在古代中朝关系史上的特殊性已是共识，诸多关于征东行省[20]、东宁府[21]、双城总管府[22]、王室联姻[23]等问题的研究从方方面面表明元朝对高丽的控制方式远远超出了传统封贡宗藩关系的范围。元丽关系的变动是伴随着元末动乱局面发生的，高丽恭愍王恰好经历了元明更替阶段，所以恭愍王时期高丽对中国政局变动之肆应就成为学界讨论热点[24]。韩国学者闵贤九认为恭愍王反元的背景和发端乃是高丽国内亲元势力与亲王势力的角逐[25]，其中最大的亲元势力即是奇氏家族，但恭愍王诛杀奇氏家族只是反元导火索和表面原因[26]，深层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如洪荣义认为高丽反元的历史原因乃是高丽历经元朝百年操控，国家濒临崩溃，需要重建新的政治秩序[27]；金周显强调高丽末年传入的理学思想是恭愍王反元改革的原动力，理学士大夫参与并推动了反元改革[28]。相较于对恭愍王反元政策的种种分析而言，学界对元朝末年对待高丽政策的关注显得不足，这也是本书将要加强的地方。
关于明朝的对外政策学界已有较多研究。学者万明认为朱元璋采取“不征”的外交原则反映了其以农为本、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为主的基本国策，意味着明朝摒弃了存在两千多年的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权，选择了和平外交，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29]。但是这种外交变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带来明朝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和睦。学者陈尚胜指出，明太祖根据传统的中外关系理论并吸取元朝的历史教训，采取以“德”作为理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然而由于海外形势复杂，特别是对日本的外交不能解决倭寇问题，使他在对外政策上逐渐强调“威”；最后，因对日外交一再受挫，遂采取了严格限制与海外国家交往的政策。因此，明太祖对外政策的变化过程表现为扬“德”、申“威”、限交三个发展阶段[30]。
虽然洪武朝奠定了明朝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基调，但建文、永乐、洪熙至正统三个时期具体实施的策略还是有一定差异的。短暂的建文朝是明鲜关系的转折点。崔坚认为建文帝在政治上开辟了明鲜关系友好往来的先河，赐予朝鲜国王诰命和印信，废除三年一朝聘的禁令，解决了阻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两大障碍，为后面的明朝皇帝在对待朝鲜问题树立了好的榜样，明成祖上台后虽然大反建文时期的政策，但在朝鲜问题上基本遵循了建文时期政策[31]。永乐朝对待朝鲜的政策并没有专门的理论论述，从学界对永乐朝外交局面的种种定义，如“永乐政权带有回复到元代东亚共同体的强烈特性……明成祖甚至可以视为元世祖的再临”[32]，不难看出朱棣的强势态度。但这种强势随着朱棣去世而结束，学者陈尚胜在《论宣德至弘治时期（1426—1505）明朝对外政策的收缩》中指出，仁宣以后明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调整和收缩对于节约国家财政开支、安定社会和南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明朝的对外关系也完全衰退下来，未能利用对外关系渠道来谋取自身的经济实力发展，远不及其后的正德至隆庆时期对外政策的改革那样对财政经济直接具有积极意义[33]。在这种外交收缩的背景下，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高丽、朝鲜对明朝的政策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定区别。高丽末期因处于明与北元并存的局面而采取了两端外交策略[34]，朝鲜建国初期在事大原则下与明朝形成了宗藩关系，学者叶泉宏认为李氏朝鲜采取事大策略除了源于朝鲜半岛传统对华政策外，更是直接源于对高丽末期政治变局的总结以及对元明改朝换代之因应[35]。王传奇则指出朝鲜“事大”内涵的阶段性差异，他认为万历壬辰战争以后，朝鲜才由“事大保国”转变为衷心视明朝为“君父之国”[36]。韩国学者安贞姬进一步对朝鲜初期的事大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即“面对与明朝关系的艰难局面（主要指洪武朝）而采取了现实事大和名分事大”“与明朝关系稳定后（主要指永乐朝）采取至诚事大”“当朝鲜确立起儒教统治秩序后（主要指宣德正统时期）谨守人臣事大”[37]。
2.关于此时段内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
元明嬗代、丽鲜更替双重变革阶段，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事件众多，加上正史较多隐晦，致使学界对某些史实结论不一，如铁岭立卫事件，学界对“铁岭卫”地理位置考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明朝欲设立的铁岭卫在高丽境内，如和田清考证的“铁岭”在咸镜道与江原道分界的地方，是高丽原有地名，元朝时在朝鲜半岛设置的双城总管府的南界[38]。另一种意见认为明朝最初拟设立的铁岭卫在鸭绿江以北，如池内宏考证为黄城，即今天的集安[39]。日本学界的争论显示鸭绿江南北各有一处叫铁岭的地方，由是中国学者王颋认为“明与高丽之间围绕铁岭立卫的争论，似乎是一次因高丽与明朝所指地点不同而引起的误解”[40]。李花子也认为辽东铁岭和高丽铁岭的并存以及对其位置的误解可能是高丽与明朝在铁岭卫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起因[41]。诸如此类的争议，本书将补充适当的资料以支持相应观点。
由于此阶段历史事件众多，本书对于学界已有深入研究的主题，如女真、边疆、使臣个体等多有定论的问题，将不再过多展开讨论，而将重点放在如德兴君之乱、沈王夺位风波、李穑入明求援、靖难漫散军推刷、朝鲜“金银代贡”、两国礼仪之争等中国学界关注较少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虽不及女真、边疆问题影响深远，但对于当时两国关系的发展却有着重要意义，本书将广泛考证，深入分析，以增进对该段历史的研究深度。
3.关于两国关系中理学、日本等问题的研究
儒家思想对推动古代中朝关系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高丽末年统治层因理学正统观而分化为亲明、亲元派，两派斗争影响着高丽末年的外交选择。有学者认为丽鲜更代的发生也是理学作用的结果，尹瑢均的《朱子学的传来及其影响》称朱熹理学的东传造成了高丽的灭亡以及义烈之士的辈出[52]。朴鸿圭的《朱子学与朝鲜建国：高丽末期朱子学的受容与适用》[53]《朱子学与朝鲜建国：以郑道传为中心》[54]、赵南旭的《丽末鲜初朱子学派的政治意识的官化研究》[55]、邢丽菊的《儒学与社会转型期的新旧对决——以丽末鲜初的社会转型为例》[56]都论证了东国士人将理学应用于本国政治实践的情况，进而也影响着对明关系的发展。而朝鲜前期源源不断的贸书活动，则进一步加强了理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李存熙的《朝鲜前期的对明书册贸易》就指出书册贸易对朝鲜实现儒教立国以及朝鲜制度完备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57]。
关于日本因素对于元明之际中朝关系的影响，学界主要是围绕倭寇问题展开的。学者陈尚胜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初，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三者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58]。朱莉丽认为，朝鲜“己亥东征”是一场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毫无瓜葛的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日朝之间因倭寇而引发的战争及其背后的外交交涉中，明朝的身影一直若隐若现。尽管当时明朝和朝鲜之间围绕辽东的领土和人口问题屡有纠纷，但当二者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时，又处在同一立场。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二者同盟关系的，正是日本的倭寇[59]。吴大昕认为对马岛在连续遭受明朝望海埚之战、朝鲜己亥东征的打击下，精锐损失殆尽，这种情势下，朝鲜放弃原本再征对马与占领对马的计划转以外交方式解决对马问题的主因，是朝鲜君臣长久以来对“明朝征日”的想象。担心明朝征日的行动必定会“道经我疆”。一旦如此，朝鲜必然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可能远比倭寇入侵朝鲜还不能承受[60]。总之，日本问题对中朝关系的影响颇为复杂，学界关注程度尚不足，还有较多可探讨的余地。
量化方法在元明之际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的研究中应用并不广泛，目前所见集中于明前期与高丽、朝鲜的马匹贸易，但马匹贸易并非单纯的商业贸易，而是关系到边防安全、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内容。韩国学者南都泳从明朝征马要求以及朝鲜进献马匹方法、数量、马价等方面详细论述了马匹贸易的外交意义[61]。金顺子在其博士论文中总结了历次马匹贸易概况，并与当时其他领域的马价进行了比较，以体现该贸易中的政治影响因素[62]。中国学者林金树在《明代洪武年间中朝两国政治游戏中的官方贸易》中以洪武朝马匹贸易为例，分析其数量、价格、交易的变化，从政治层面解析当时两国官方贸易忽冷忽热的原因所在[63]。王薇、林杰的《论中朝两国间最早的谈判贸易——兼及明惠帝的对朝政策》认为建文时的明、鲜马匹贸易因战争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宗藩关系对两国贸易的约束，双方就马匹价格、数量、质量和交易方式进行了成功的商谈，使这次马匹交易具有了明显的商业特征[64]。
简而言之，就目前中、日、韩学界对本书涉及主题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学者偏重于宏观研究，日韩学者偏重于微观研究，但可能受立场、观点、方法、史料等限制，元明更替之际中朝两国关系的某些方面尚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很多史实依然鲜有讨论，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之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重点。因此本书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深度发掘中朝之文集、笔记资料，深入分析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事件，探究元明更替之际中朝关系重新构建过程，以期对该段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史料
元明嬗代与丽鲜更替先后发生，由此带来中朝关系急剧且复杂的变化，为了更好地体现主旨，本书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展开研究，即选取1351年至1450年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实证的方法、客观的态度，深入剖析事件发生原因、解决过程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同时本书也将吸取其他学科的成熟理论进行辅助研究。
古代中朝关系史属于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来自对历史的总结，因此利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诠释古代中朝关系并非盲目地生搬硬套，而是现实可行的。如“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明朝与朝鲜均以理学治国，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所形成的两国关系就与其他历史阶段有着显著的区别。“博弈论”，“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博弈论是研究存在冲突与合作的群体互动中理性决策的基本工具。博弈论描述了人们在一个或一束制度（博弈规则）下是如何作出行动决策的，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行动相应导致了什么社会结果”[65]。明朝与朝鲜的交往中也有过对峙、断交的经历，其实就是博弈的过程，双方不断微调外交政策以达到使双方都能满意的均衡状态。“地缘政治”即“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66]。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战略价值所在，从元明嬗代之际中国两方势力对高丽的拉拢来看，这种地缘认识是显而易见的。此外，量化史学有着历史学传统方法无法比拟的精确性，本书将对史料记载相对完整的数据进行统计和简单的数量分析，避免表达上的主观与刻意，减少研究时的“先入为主”，以期更为直观地展现出国家关系的变化情况。
在史料方面，虽然元朝、明朝是宗主国，但因其附属国或朝贡国数量众多，中国史料关于对外交往方面的记载过于简略。高丽、朝鲜的外交局面相对简单且以对华外交为主，文献记载更为详细，所以本书将以朝鲜半岛历史文献为主，主要包括元朝、明朝、高丽、朝鲜的官方史料，如《元史》[67]《明实录》[68]《高丽史》[69]《朝鲜王朝实录》[70]等。由于两国关系主要围绕着朝贡礼制展开，所以官方礼仪制度文献颇为重要，如明朝的《大明集礼》[71]、正德《大明会典》[72]。《大明集礼》成书于洪武三年（1370），与后来明朝具体实施的礼仪制度有所不同，但此文献反映了明朝建国之初的礼仪形态。朝鲜方面的礼制文献主要有《经国大典》[73]《国朝五礼仪》[74]《通文馆志》[75]等。《经国大典》是朝鲜前期编订的法律文献，被誉为立国磐石，反映出朝鲜建国设想。《国朝五礼仪》草创于世宗时期，历经文宗、端宗、世祖、睿宗，直至成宗朝编订成书，是朝鲜第一部国家礼仪大典，奠定了朝鲜后世的礼制规范。《通文馆志》记述了朝鲜后期对清礼仪规范，包括各科法令、例规、程式、文书格式、惯例等外交活动资料，由于明清与朝鲜的朝贡制度有较强的延续性，所以该文献对于研究明朝与朝鲜交往礼仪规范也是有帮助的。此外，由于王朝更迭，正史编纂者的刻意避讳使得史实愈加扑朔迷离，还需利用文人文集加以补充和考证，如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印的《韩国文集丛刊》（标点影印）[76]等。
中国和韩国史料由于出发点或侧重点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载存在一定差异。若仅是记载详略的区别，可以通过相互补充、印证来进一步完善。但是对于迥然对立的史料记载，偏信任何一方都会使研究成果有失公允。因此必须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记载，以历史考据学方法加以辨析，去伪存真，尽量做到客观、公允的评述，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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