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异端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是《致友人书》的主旋律，与上述肆虐教会的“邪恶势力”对抗的则是奋勇抗争的虔诚信徒，领导他们的是罗马教宗。罗马教宗在《致友人书》被刻画为坚决捍卫教会纯洁的领袖，且主要集中于格里高利七世一人身上。
《致友人书》所记载的大部分重要事件的背后都有格里高利七世的参与和决策。在博尼佐的笔下，格里高利七世不仅禁止了教会内部的腐败、惩罚了世俗政权的悖逆。
更是宣告罗马教权在基督教社会凌驾于一切教士与平信徒的至高主权，这些记载从侧面反映了帕特里亚团体对罗马教权的认识及其对最高权威的依赖。
在《致友人书》以及同时代的改革派看来，圣职买卖与教士姘居正持续在教会内部蔓延，这一情形的好转得益于自利奥九世以来的积极改革。
《致友人书》尤其强调格里高利七世在整治异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比如，其中记载了1049年4月的罗马宗教会议，这次会议要求任何主教不得出售大执事、教务长、隐修院院长或是委任教堂内的其他圣职，也禁止神父、执事和副执事娶妻，违者将受到诅咒。
这次会议后，许多圣职买卖者遭到罢免，空缺职位由其他教区的主教接替，这些主教日后成为教会改革的重要力量。
《致友人书》特意指出这次会议带来的成果来源于希尔德布兰德的建议。在担任教宗前，希尔德布兰德已经初步展现了作为教会领袖的特质，那时，他是五位教宗身旁的重要参谋与代理，以帮助教宗扩展在罗马与非罗马地区的权力与威望。
但即便如此，如果对比大约创作于11世纪60年代的《利奥九世的生平》中关于1049年会议的记载可以发现，这部作品完全没有提及希尔德布兰德在这次会议中的作用，反而盛赞了利奥九世的伟大智慧。
当然，这两部作品都无意提供客观的历史真相，但他们记载的差异却表明了对格里高利七世地位的凸显更是博尼佐刻意为之，而不是被普遍公认的事实。
《致友人书》对格里高利七世的“领袖”形象的塑造还体现在他与教会异端的直接斗争，以此彰显他的能力与权柄。
据记载，时任大执事的希尔德布兰德在结束米兰的访问后继续追捕圣职买卖者与姘居的教士至里昂地区，并在当地的宗教会议上与昂布兰的大主教休（HughofEmbrun，约1054—1055年在位）对峙。
希尔德布兰德要求这位被指控为异端的大主教宣告“三位一体”的教义，并说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的经文，但是后者却无法说出“圣灵”二字。
最终这位主教匍匐在希尔德布兰德的面前，承认了圣职买卖的罪行（由于圣职买卖者无法“购买”圣灵），其主教职位也被撤去。此次神迹在圣职买卖者当中引发极大恐惧，以致当天有十八位主教也承认了罪行并被罢免。
在这段记载中，希尔德布兰德如同一位先知，富有权柄与能力，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处理异端罪行，而这些异端在他面前却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当然，这次事件并不一定真实存在，而很有可能是博尼佐从他人之口得知，并记载在书信中。比如，在塞尼的主教布鲁诺（BrunoofSegni，约1045—1123年）的《布道书》（Sermon）中也同样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桥段，只不过主角根本不是希尔德布兰德，而是利奥九世。
更重要的是，作者随后又提及了另一个神迹，他们都出自格里高利七世之口。有学者认为这项神迹最初被认定由利奥九世所行，随后才被归在格里高利七世身上。
彼得·达米安在写给教宗尼古拉斯二世的书信中也提到了这个故事，不过他却声明这是从希尔德布兰德处听说的，可见他对此持以相对怀疑的态度。
并且，结合书信的上下文来看，达米安实际上正在向教宗汇报当时的改革成果，因而这一神迹也被囊括其中，但却并未像博尼佐或塞尼一样对具体的情节予以描述。
根据笔者的推测，彼得·达米安有可能是从希尔德布兰德口中获知此事，而希尔德布兰德作为利奥九世的身边参谋，在某次会议现场目睹了教宗审判圣职买卖者的具体过程，随之将主角替换为自己并转述给彼得·达米安。
尽管事实的真相无从考证，但这个神迹显然是博尼佐为格里高利七世塑造“领袖”形象的绝佳素材，因而在三份描绘中，《致友人书》的版本中双方的对峙最富有戏剧性，细节也最丰富。只有《致友人书》提到主教坦白罪行后，他匍匐着跪在希尔德布兰德面前。
此外，从认罪的圣职买卖者的数量上来看，《致友人书》相较于《布道书》多出了十二位。总之，不论是主教的“跪伏”模样还是悔罪的人数。
这些看似夸张的场面与改革成果并不是博尼佐的臆想或讹误，而是有意强化格里高利七世的权威地位与领袖形象，审判圣职买卖与教士姘居等异端的画面就是教权在世人面前最直观的体现。
除了镇压教会内部的异端，《致友人书》中的格里高利七世也带头捍卫教宗职位免受敌人侵扰。比如，当司提反九世刚离世不久，罗马首领们趁机提拔了一位韦莱特里的枢机担任教宗，称为本笃十世。
根据《致友人书》的描述，这场危机是在希尔德布兰德的带领下得以化解，他在锡耶纳与枢机主教、枢机执事与枢机司铎会面，并选出了新的教宗尼古拉斯二世。
随后他仿佛是罗马教宗一般，以圣彼得之名召集了意大利王国的宰相、地方贵族托斯卡尼的侯爵戈弗雷三世（GodfreyIII，约997—1069年）以及托斯卡尼和伦巴第的主教们参加宗教会议，并在前往苏特里的途中制订了相应的计划。
本笃十世听到这一消息后由于良心不安自行放弃了所篡夺的教宗宝座，于是尼古拉斯二世不费一兵一卒就进入罗马，并由枢机加冕为教宗，本笃十世随后在教宗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不过，《致友人书》的记载与历史真相有较大出入，现实中的选举过程实际上并非一帆风顺。首先，这两位教宗的选举就存在争议，玛丽指出本笃十世的选举实际上得到了当地教士与民众的认可，这符合教会传统的选举流程，甚至是博尼佐所坚持的选举流程。
而尼古拉斯二世的选举却是在非罗马地区，并且流程中没有任何罗马群众与教士的参与，反倒寻求了亨利四世的意见，这些争议在《致友人书》都被搁置与无视。
其次，尽管博尼佐补充道，尼古拉斯二世进入罗马城得到了教士与民众的欢迎。但在现实中尼古拉斯二世在戈弗雷的陪同下进入罗马时与本笃十世及其支持者发生了激烈的交战，随后本笃十世逃至了加莱里亚。
为此希尔德布兰德甚至还请求诺曼人卡普阿的理查德一世予以军事援助，最终抓捕了这位对立教宗，整个过程实际上充满了血腥的战斗。
这些冲突在《致友人书》叙述中也都被有意删去。此外，为了避免选举过程中的争议与冲突，他特意编造了本笃十世坦白罪行的理由。
之后，他又非常突兀地提到教宗免除了诺曼人的绝罚，并赐给他们阿普里阿与卡拉布里亚的土地，使之转而效忠于教宗，这里博尼佐将诺曼人参与战斗的部分连同双方整个交战的事实完全抹去了。
这些改写的目的在于构建希尔德布兰德所行之事的正当性。充满争议与暴力的现实非但不能宣扬教宗的权威，反倒容易削弱其影响力与合法性，因而博尼佐在书面记载中将之粉饰为一帆风顺的伟大成就，以构建格里高利七世事业的合法性。
当然，在《致友人书》中这些改编比比皆是，他们共同的宗旨都是服务于教宗“领袖”形象的构建。
除了整顿教会内部的事务，格里高利七世的“领袖”形象还体现在与世俗统治者的关系上，由于这位教宗在改革事业上的杰出成果，他显然比亨利四世更配得至高权威的地位。
这一倾向也与现实中罗马教廷势力的进一步壮大相吻合，此时罗马教会呈现出强烈的独立倾向并试图摆脱对帝国的依赖在各地推行教会改革，这种意图超越帝权建立基督教社会内至尊权威的心态，逐渐促使《致友人书》更多侧重教权的贡献与声望。
在莫里斯看来，这一时期（1050至1250年）世俗政权的低效意味着教士监管原本属于世俗权力的某些职责，并且由于教会视异教徒为不断增长威胁，捍卫拉丁基督教社会成为了罗马教会的一项重要举措。
罗宾森同样指出，正是由于国王们未能履行这一职责才促使格列高利七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格里高利七世本人也曾直言不讳道，“既然没有君主会为这些事情烦恼，那么我们自己就必须保护宗教人士的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现实并非如此，但博尼佐在《致友人书》中所描绘的罗马教宗不仅治理了普遍存在于各个教会内的圣职买卖或教士姘居的行为。
而且也凭借教宗的权柄极力纠正那些原本应当保护教会的地方教会高层、首领乃至国王的失职与悖逆，展现了教宗应有的权威地位。
因此，希尔德布兰德担任罗马教宗之后，《致友人书》虽然记载了不少镇压异端的事迹，但叙事重心却更多放在教权对于悖逆帝权的管教与训导上。
如上所述，《致友人书》中的亨利四世非但没有起到保护教会的作用，反而无视教会内部的异端，不履行保护教会的职责，反而肆意干涉教会事务，甚至企图罢免格里高利七世。
对此，《致友人书》记载了格里高利的回应，“他绝罚了亨利四世，谴责了他，并剥夺了他的王位”。然后，博尼佐又列举数个历史先例论证其合理性，并强调亨利之所以被惩罚是因为他不顺服罗马教权，甚至要攻击教宗，所以教宗绝罚并罢免他是完全合乎情理。
比如，教宗英诺森一世（InnocentI，约401—407年在位）绝罚了狄奥多西大帝之子阿卡狄乌斯，因为他参与了对君士坦丁牧首约翰一世（JohnChrysostom，约347—407年）的罢免，而这次罢免并没有得到教宗的同意。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I，约491—51年在位）由于无礼地谈论教宗而被教宗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usII，约496—498年在位）绝罚，皇帝本人也在自己的宫殿中被闪电劈死。
在亨利四世遭绝罚与罢免的问题上，《致友人书》与格里高利七世的观点基本一致。这些事例具有一定的虚构部分，但并不妨碍博尼佐为教宗的回应进行辩护。格里高利七世的强硬姿态反而证明了这位教宗确实是一位能够拯救教会的领袖，是值得信徒跟随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