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到宋朝的过渡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范式转变：学者成为政治家。这种变化使宋代文人对自己的道德责任感增加，形成了鲜明的传统意义的士大夫阶层外更加独立的身份。自古以来，士大夫就是独特的文化精英。然而，直到宋代，他们才为自己在宫廷之外形成了独立的文化认同。宋代文人有一种不隶属于朝廷的自成一体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意识。自汉朝以来，宫廷一直是最重要的（通常也是唯一的）文化中心。而宋朝宫廷通过赞助艺术而保持影响力，但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宋朝的文化品味被蓬勃发展的文人文化所掩盖。在许多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的带领下，宋代文人在很大程度上篡夺了朝廷的文化权威。这种新的文人身份塑造了此后的中国文化景观。所以宋代文人身份合法性确立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很有必要再研究一下。以下是我的阅读笔记。
宋文人的崛起最初是宋朝皇帝为确保权力而采用的政治制度的结果。虽然自隋朝就开始实行科举考试，以选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担任国家官员，但直到宋代，科举制度才成为一种精英制度，即使是非贵族家庭的人才也受到青睐。隋唐贵族在宋代被逐出政治顶层。宋朝的统治者坚信军队和贵族家庭应该被剥夺权力，因为这些阶层的人要为强大的唐朝的最终衰落负责。因此，宋太宗大力提拔儒家文人为官，其子孙亦然。他们认为文人官员或士大夫既没有野心也没有手段对统治者构成威胁。因此，宋朝的重要官职，都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才华的学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
宋代士大夫有了掌权的机会，将文学和哲学的关注带入了政治舞台，同时将政治的关注带入了他们的文学消遣。连接政治和文学的一件事是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
宋代士大夫将个人道德视为统治者和文人最终合法性的源泉。他们将古代的圣王视为道德理想。通过道德修养，他们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道德的人应该为社会带头，因为他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对正确道德的执着是宋代文人身份最重要的部分。
宋代文人多为儒家。儒学的复兴首先是宋朝皇帝的政治决定，然后由将儒学作为宋社会文化规范的科举制度延续下来。科举考试要求考生学习古代经典，并测试他们对这些书籍的了解。这些经典大多来自儒家，特别是在朱熹将儒家经典选为四书五经之后，作为科举的教科书。科举制度培养了全国的儒学。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宋代文人几乎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因此，宋代文人对儒家伦理的痴迷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人身份出现的另一个贡献是派系缠身的文人政治。宋代文人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并非完全铁板一块。尽管大多数人接受过类似的儒家教育，但不同的学者对于如何进行良好的政治都有自己的方法。宋代士大夫分为不同的政治派别。宋朝的派别冲突十分激烈。获胜者担任重要职务以实现其政治信仰，而失败者则被流放或陷入困境。北宋时期，各派时而得宠，时而失宠。他们受制于宋皇帝经常反复无常的决定。权力斗争在个别学者的职业生涯中造成了许多起起落落。例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是政治精英，后来被免职流放。尤其是苏轼，曾两次被流放异地，第三次复职后，在回朝途中死亡。他坎坷的政治轨迹是宋代士大夫中的典型。
在被朝廷宠爱的群体实现了他们的文学和政治信仰的同时，被驱逐的群体不得不想办法解决失去政治影响力的新现实。尽管他们学习文学是为了找到自己的政治阶梯，但他们回到文学和艺术是为了寻找和平以应对政治挫折。由于流亡在外，与朝廷文化中心脱节，受冷落的文人以自己的方式培育文化领域，由此形成了独立的文人文学身份。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常常使文人的信仰更加坚韧。在困难时期坚韧并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是他们身份的一个重要特征。
文人身份形成的另一个催化剂是文人人口的快速增长。大量受过教育的文人有助于维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产品的经济市场。宋代的文人数量是唐代的 18 倍。人口的增加是由于宋代积极扩大科举，加上总人口的增加。需要注意的是，宋代文人独立文化身份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还需要考虑其他社会经济转型，比如私立学校的兴起。综观宋代的文化景观，存在着许多文化动态—不同的文人阵营之间，朝廷与分离的文人群体之间，道德的痴迷与政治挑战之间。所有这些相互关系交织成一张复杂的政治—哲学和社会—道德联系网络，形成了宋代文人对自我的理解和建构。
考虑到宋代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更容易勾勒出宋代文人自我的维度：它的本质，它的包容和排斥。文人的本质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的；它的包容性承认了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的折衷主义；其外边界排斥文化他者，建构自我的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