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道家思想的创立者和最杰出的代表。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李耳所著的《老子》一书，成了春秋时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成了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典籍之一。有人将《老子》与孔子著的《论语》和孙武著的《孙子兵法》视为是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三部中国古代名著，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三部书使中国人对自己古代的文化思想感到无比的自豪。
《老子》又称《道德经》《德道经》《道德真经》《五千言》《老子五千文》等。《老子》作为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学派分化时的第一部著作，是道家学派的理论来源。然而，对这一部著作历来存在着诸多争议，其中，关于《老子》的书名为何称为《道德经》，以及中是“道篇”在前“德”在后还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等问题，是激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时代的变迁和学派的分化，使《老子》一书出现了关于书名和书中篇章顺序的变化，因而也引起了热烈争论 。下面分成三个问题来谈谈：《老子》一书最早十分分章？《老子》为何后来称为《道德经》？是《道德经》还是《德道经》，即是”德前道后“还是”道前德后“？
《老子》一书在老子刚刚著成时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对此，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据古籍记载，《老子》一书在汉朝时，称由宗室大臣刘向校雠过，因而，学术界有一个疑问，认为《老子》一书原来是不分章的，是刘向在编校时对该书进行分章。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老子的书原来不分章，分章是后人做的事。
首先，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明确表示∶
“《老子》原书本无'道经''德经'之分，分章更系诸家随意所为。读者但当涵咏本文，自求条理，若一拘泥前人章句，则又滋纠纷矣。"（吕思勉;《经子解题·老子》）
在马王堆发现了《周易·系辞下）帛书甲、乙本，皆不分章，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吕思勉先生之论断是有相当的理由的。至于说《老子》一书分了各章，而且，各章皆有名称，如"体道第一""养身第二""安民第三"等等，虽称是"河上公"编的，而其实是托河上公之名而说的，真正编写出《老子》各章的名称的到底是什么人，今已无从考证。
其次，后世流传的《老子》版本章数不统一，这或许可以说明，原本是不分章的。
史书记载，《汉书·艺文志》曾收录了刘向《说老子》四篇，可惜，这四篇没有留传下来，并不知《老子》原本是否有分章。而从后来流传的《老子》版本中，却看到了分章很不统一，这或许表明，原来根本就没有分章，很章是后人做的，因而章数很不统一。焦站曾说∶"今世所传老子《道德经》，或总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本既各异，说亦不同，盖莫得而考也。"
再次，王阳明晚年的入室弟子朱得之在其所著的《老子通义》的"凡例"中提出了《老子》是否分章很难考究的说法。朱得之说∶"分章莫究其始。至唐玄宗改定章句，是旧有分章而不定者。是以有五十五（韩非）、六十四（孔颖达）、六十八（吴草庐）、七十二（庄君平）、八十一（刘向诸人，或谓河上公）之异，又有不分章（如王辅嗣、司马君实）者。"（朱得之∶《老子通义凡例》《老子通义》卷首语）基于这一看法，朱得之根据《老子》书中讨论的主题意义，将《老子》分为六十四章。在他看来，《老子》是否原有分章说不清，因而，他索性按自己的研究体会，根据书中论述的主题来分章。
由此可见，最初问世的《老子》是否分章，无从考证，没有结论，而若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说法，《老子》一书原本是不分章的，分章是后人随意所为，不必相信。此外，流传下来的各种《老子》版本，所分的章目数量很不一致，这有可能是因为原本不分章，而后人便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分章，才造成章目不定数。
老子和《道德经》雕像
现在，人们都知道《老子》又称《道德经》，可是，《老子》被称为“经”，并将书名称为《道德经》这是后来做的事，原先，老子著书时，并非是作为“经”来写的，而是了修身自乐而写的。三国时的阚泽成曾对吴主孙权说∶“如许成子、原阳子、庄子、老子等百家子书，皆修身自玩，放畅山谷，纵佚其心，学归澹泊，事乖人伦长幼之节，亦非安俗化民之风。至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明集·广弘明集·吴主孙权论叙佛道三宗》）
显然，根据阚泽的说法，《老子》被称为“经”是汉景帝时候的事。只是，阚泽的说法也未必可信，因为，史上关于"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在汉代还根本就没有确定，而是到唐代才明确确立的分类，因而，阚泽说汉景帝时将《老子》归为“经”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西汉时，还没有“经”这一类，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时，撰《七略》，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几个类，而其“辑略”是总序，刘向、刘歆将所有图书皆分别归属于"六艺"（或称“六略”），可是，在他们的分类中，并没有"经"这一类。可见，说汉景帝时《老子》被归于“经”的说法没有根据。
文帝景帝时期，特别是汉景帝时，朝廷在政治政策上重视“无为而治”，在意识形态方面很重视“黄老之学”，当时，汉景帝和窦太后都非常推崇老子的学说，如果说当时将《老子》列为“经”，官方史书应该会有记载，但是，在官编的史书中，却没有能看到这一点。
当然，阚泽离汉代不远，他谈到景帝时《老子》被列为“经”的事，或许是强调景帝时朝廷对《老子》的重视，犹如后来重视“经书”一样。因而，他向吴主孙权介绍先秦诸子时，便称汉代“改子为经，始立道学”。在汉武帝时期，才真正成立“经学”，而且，经书的地位才得到真正提高，但当时所重视的是儒家经典，而在汉武帝之前，不太可能将《老子》列为“经”，因为经学还没有正式建立。
这说明，《老子》在汉代没有被官方正式列为“经”，但是，汉代出现了学者在注释《老子》时将其作为“经”来看待的例子。比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可见，西汉时期，将《老子》作为“经”看待已经出现了，注释者就已经这么认为了。可是，在东汉末前，还没有看到将《老子》称为《道德经》。
值得注意的是，在《隋书·经籍志》中，已经开始有"经史子集"的说法，但其分离体系到唐代才真正确定下来。归类经书的事，此前是少见的。只有在《隋书》，才看到《道德经》的记载。而在汉代和三国时的史书中，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书中，皆只是称《老子》，而并没有出现《道德经》的名称。
后世传说汉代河上公注《道德经》，但是，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说法：一是“河上公”连真实姓名都不可考，其姓名生地更无人可知，《神仙传》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二是说河上公注释《道德经》，这也只是传言，史书上所记载的是，他注释老子的书称为《河上公章句》（四卷），或称《老子章句》。（参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根本就没有《道德经》的说法。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在《三国志》这一部正史中，《魏志·钟会传》明确记载了王弼注释《老子》的事，但所说的书名是《老子》而非《道德经》，《钟会传》称王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可见，《老子》被称为《道德经》，最大的可能是在三国两晋间才出现的。
《道德经》
三国两晋时，对老子的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有两个理论派别：
一是王弼等玄学家，从玄学理论的角度继承和发挥老子的思想，像王弼的《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影响非常大，成了玄学的理论代表作。
二是葛洪、陶弘景等人承民间道教信仰之余绪，着力发扬老子学说中神秘主义理论，创立了神仙道教，将老子思想作为道教的理论来源，这其实是使老子的道家学说走上宗教化的道路。而将《老子》成为《道德经》可能是适应了道教的理论宣称需要。
世传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撰《老子道德经序决》时，曾提到河上公"常读老子《道德经》"；此外，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在《神仙传》卷八也有相同的记载，提到河上公读《道德经》的事；还有，《晋书。王羲之传》说∶"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这些记载表明，《老子》被称为《道德经》，乃是道教的理论需要，时间可能发生在东晋时期，而随着道教的发展和传播，渐渐地，《老子》就被称为《道德经》，而当时反而很少人称其为《老子》了，到了后来，《隋书·经籍志》收录该书时，就明确称为《道德经》了。
郭店楚简的《老子》甲组、乙组、丙组三组文字，约相当于通行《老子》的三分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老子》的最早文字内容。郭店1号楚墓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早期，墓中所出《老子》简的抄写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这比秦汉之际的《老子》抄本或汉代初年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还早了100年左右的时间。
郭店楚简《老子》
在这郭店楚简《老子》中，并未分出德经和道经，很可能也没有分上下篇。
将简版和帛书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在简版中看不到老子与孔子有思想冲突，当时，老子并没有与孔子像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的紧张关系。帛书版里的《老子》文字明显体现道儒争鸣，而简版中却没有儒道的明显分歧。比如，帛书及通行本中的“上善如水”“以百姓之心为心”“慈俭”等，有较明显的儒学倾向，但简版里没有。再如，通行本《老子》中的“绝圣弃智”，而简版中却作“绝智弃辩”；通行本中的“绝仁弃义”，而简版中却作“绝巧弃利”。这反映出，早期《老子》并没有明显反儒倾向，是因为后来人重编《老子》或《道德经》时才篡改的。
可是，在司马迁时代，《老子》已经分出了上下篇了。《史记》称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可见，当时司马迁看到的《老子》传本，就已经有了上下篇了。
而分为上下篇之后，上下篇的内容分别是什么？
通用的王弼《老子》注本共八十一章，第一章至第三十七章为"上篇"，称为"道经";第三十八章至第八十一章为"下篇"，称为"德经"，因而合称为《道德经》。
但是，这并非是原本的《老子》版本的顺序，《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二篇，可以看出，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此外，西汉严遵《老子指归》也是“德”前，“道”后，称《德道经》；还有，19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两种，即帛书《老子》甲本和帛书《老子》乙本，也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显而易见，在王弼注本之外，《老子》原本的次序是不同的，"德经"居前而"道经"居后。
同时，这也说明，帛书甲《老子》乙本分上下两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而原先是不分章的，后来，被改为《道经》在前，分37章，而《德经》从第38章起至81章，成了下篇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帛书版的《老子》是汉初的抄本，而甲乙两种版本是有明显区别的：
一是两本成书的时间不同，甲本不避讳“刘邦”的“邦”字，说明这是在叔孙通制礼之前的出现的；而乙本避讳“邦”字，表明它成书于叔孙通制礼之后。二是甲本错谬较多，极可能是民间私抄本；而乙本抄写精良，并认真修改过错误，可能是官方通用版本。三是与甲本相比，乙本更像是表达“黄老之学”的思想，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这表明叔孙通制礼之后，黄老哲学已经意识形态化。
老子画像
有一种观点认为，原本《老子》是“德前道后”，而后来变成了“道前德后”的《道德经》，其主要原因是道教需要理论化，需要有系统性的理论来源，因而才把《德道经》改编成《道德经》，而时间就发生泄漏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
首先，从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学术理论界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佛教的传入和传播，需要有理论性哲理性强的理论来抗衡佛教；二是从汉末到魏晋，汉代的经学衰弱，经学面临着被清算，当时已经无力抵抗佛学，因而，这时期道家学说便受到了重视其次，中国本土宗教道家的兴起和发展，面临着外来佛教的挑战和冲击，而此时道教已逐渐成型，道教为了抵抗佛教，需要建立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而光是道教神仙学和炼丹养生的具体理论，不足以与哲理性很强的佛教哲学相对抗，于是，道教便找来了先秦道教的代表人物做先师。其一，道教将老子奉为“太上老君”，将庄子奉为“南华真人”；其二，道教将《老子》称为《道德经》，将《庄子》称为《南华经》，如此一来，便完成了道家的理论体系，将老子思想与宗教神仙体系进行合构，建立道家理论体系，而这就很有理论底气，可以抗衡佛教。
可以说，汉末魏晋南北朝宗教方面的变化不仅使道教得到重要发展，而且，还使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成了道教的理论源泉，并且，使《德道经》变成了《道德经》。
《德道经》
还有一个问题，原先的《老子》，为何要将“德”放在前面而将“道”放在后面呢？
一是春秋时期，礼德依然盛行，人们议论的都是关于礼德的事，先从“德”说起，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也比较容易引起当时学者的共鸣。因而，在《德》篇的第一章（通行本第38章）讲的内容中是关于“德”“礼”“仁”“义”的事，如“上德不德，是以为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以及“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等。在当时，先讨论德礼仁义等，著书的正常顺序。
二是“德”和仁义礼仪问题毕竟相对具体通俗，容易把握，而“道”“玄”“有”“无”等问题要抽象得多，先易后难，这似乎也是说得通的，因而，《老子》一书，先讲“德”，后讲“道”。
当然，后来王弼的注本，已经是“道前德后”了，这样的排列如果将其作为道家的最重要典籍来看，也是合理的，“道德经”毕竟突出了“道”，而在书中，老子所讨论的最重要问题都是以“道”为主线的，“道”是《老子》一书的第一范畴。或许，后来人们都称《老子》为《道德经》也有这方面的原因。